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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秀詒（AU Sow Yee）：亞答屋84號圖書館有點想活絡地方在知識生產或批判思考上，而在中山大樓不同組織之間的互動還算良好，互相支持彼此的活動，但我覺得中山大樓比較集中的關係，其實吉隆坡是發散的城市。這個空間提供某些條件讓你互相認識、支援。例如以前我們知道「馬來西亞設計資料庫」（Malaysia Design Archive），在網路上知道他們但不知道實體的成員。後來因為變成鄰居，在互動上面就更密切。
柯念璞（Alice KO Nien Po）：未來有嘗試其他類教育或研究的規劃嗎？
蘇穎欣（SHOW Ying Xin）：我們三個單位都有自己想做的事。像「他者資料庫」是圖書館的計劃，而業餘者一直關注知識分子的討論，還有一些社會議題，我們辦講座和出雜誌。之間文化實驗室除了辦一些和布衛生棉有關的課程外，也邀請學者來圖書館開有關現代性的課程。其實這類課程在本地並不缺，比較缺少的或許是讀書會，就是大家真的把東西讀完、再來討論的空間，所以業餘者想做這個。可是因為大家都有正職，還沒有系統化的說要讀什麼書。
區：這涉及對象的問題，社區圖書館觸及到更多民眾。我們沒有資源做這些事，蒐集跟管理書籍很花時間，要很多力氣來處理這些事，成員幾乎都有全職，也無法僱用員工。所以想專精在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跟批判思考的藏書。因為這些是一般圖書館最缺的。書店賣的書非常有限，有些批判的書籍比較國外更難買到也更貴，所以我們想收一些難買的書。只有做到這塊，創作才能夠往前，要不然10、20年甚至30年還是一樣。從創作的角度來看，養份不只是藝術本身，如果只有這一塊會愈來愈無聊。我們從不關心過去或週遭的事情，就算關心也是單純想想，我覺得改變需要滿長的路程，但至少可以讓圖書館成為路途上的一部份。
我覺得在台灣的參照不是藝文空間，有一個重點是，在台灣，藝術創作與思想交匯的狀況是熱絡一點。成立圖書館的契機也來自於不同背景的成員可以很快達成共識；也許是受到Kunci啓發，我們是在沒有資源的狀況下開始做這件事，所以目前的營運還是自己承擔租金，只有最近找志工建檔，因為想要把借書系統做出來。其實圖書館本身就是一件作品，作為一個開放的空間或作為「活身體」的概念，它發生的事情可以怎麼重組，就是我想要做的事，而不是在裡面發表作品。它的形成跟我的創作實踐也不是太有距離，作為一種知識的重組，不管對於歷史或未來的關注，時間的塊狀也可以在這裡重新組合起來，某種程度上也是另一個面向。
柯：可以談談「他者資料庫」？
蘇：「他者資料庫」主要是把圖書館定位在地方上。我們在吉隆坡市中心，週邊有茨廠街，對面有一個移工社群，但沒有人去挖掘。這座城市有很多他者，我們如何了解他們的生活及他們關心什麼？我本身受到泗水那家圖書館的啟發，他們成立之前也不了解當地歷史，圖書館營業後開始找歷史，製做地圖跟導覽。我希望圖書館可以定位自身，繪製吉隆坡的地景。像我們週邊的十五碑（Brickfield）有很多視障者聚集，因為那邊有馬來西亞盲人學校，視障者一畢業就在那生活，也有盲人按摩院。那裡也是印度社區，我們這邊是華人社區，就希望能把這些社區的故事收集起來，再看到圖書館的位置。所以「他者資料庫」就找來一些志工進行田野調查，其實大家都是義務幫忙，分成幾個小組調查，最後會出版雜誌和製作紀錄片。
另外，讀書會也很重要。我們編了《閱讀吉隆坡的方法》讀本，閱讀有關街友或視障者的研究文章，還有吉隆坡歷史。所以大致分成三塊：田野調查倫理，空間地景的理論，和吉隆坡史學觀，反應也很熱烈。我們也開放有興趣的大眾來參加，有十幾個人來報名，演變成約30人的讀書會，分成八、九、十月進行。我們各自分工，秀詒負責展覽，有人辦讀書會，大部份圖書館成員一起做田野。
區：我覺得吉隆坡這個城市無法聚焦，彷彿欠缺一種身體感。如果你今天在城市問路，對方會告訴你衛星導航的路線，你的空間感跟身體感變成在車裡，身體跟空間之間的感知慢慢消失了。但這種身體感在童年還有，我可以知道哪裡是捷徑。無論是社交媒體或新聞都提到「他者」，或是我把自己「他者化」，所謂的納入或排除的過程。把自己他者化同時又把別人視做他者，這種矛盾在吉隆坡尤為明顯。這包括敘述歷史或敘述一個城市的面貌，這些敘事不是只有官方敘事，要能夠以人為單位。我們可不可以從這個以人為單位的敘事裡重啟想像吉隆坡的視野？套用「繪製地圖」（mapping）的概念，它是名詞也是動詞，所以我覺得重要在於重新召喚，包括田調志工，不管是我們的成員或者有興趣加入的年輕人，這些人組成的交匯是怎樣的面貌，對這座城市的想像會有什麼改變？論述上聚焦在「他者」，他者的狀態能不能透過這種方式重新辯證？誰是或不是，聚會扣緊彼此之間的關係，座談以歷史層面思考，不同空間怎樣出現或怎樣聯結。
柯：但很多是擁有不同語言的移工？
蘇：是，有尼泊爾、緬甸和孟加拉等，像是小孟加拉街、緬甸街，我們都有跟拍。南亞的都在一區，天主教堂是菲律賓移工的地方，每週他們都去做禮拜，尤其他們是女性居多，因為大多是做家務工，所以週日都來教堂參加課程，如烹飪課、化妝課、彈吉他，到最後我們會希望出版一本雜誌，記錄下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因為做了圖書館，覺得很多東西不能很理想化，必須實際去做。
柯：目前圖書館還在變動的過程嗎？
蘇：對，尤其是三個單位需要溝通，不急著定位，先看慢慢長成怎樣。我們的活動會吸引人潮，中山大樓有畫廊、藝術家工坊之類，他們也說圖書館似乎是最活躍的租戶，但又不太瞭解我們，因為我們的活動主要以中文為主。我覺得圖書館不要限制在中文圈子，業餘者的定位是要引介華社陌生的東西，我們就盡量翻譯，像是活動歡迎任何語言提問。這也是亞際書院給我的啓發，因為亞際活動常常是多語並行，有人即時口譯，讓大家以最自在的語言發言，彼此理解。馬來西亞是多語國家，但沒什麼人在用這種方式操作，所以「重返馬來亞」會議在吉隆坡時就至少雙語，與會馬來學者表示這是第一次參加有現場中、英互譯的活動，這樣相互理解是重要的，業餘者既然是中文教育背景，就把其他知識帶進來。也希望通過跟馬來朋友的交流，讓他們也來這裡辦活動。在馬來西亞獨立60週年這週，我們也跟討論歷史的馬來組織一起舉辦馬來文論壇。
柯：雖然圖書館以批判思考與討論為目標，相較於學術活動，群眾在語言的表達上更多元；如何想像它與群眾的差異？
蘇：必然不以學術語言的討論方式。我們的小誌《知識份子》就學術來說太淺白，但我們一直想找到平衡，不用任何理論而淺白地談一些現象。我覺得亞際書院給我最大影響是2013年沖繩的會議，沖繩的知識份子不一定是學院派，有的做雜誌、有的寫詩，這些知識份子是真的關心社會。那關心肯定不只是學者對自己研究領域的關心，沖繩問題就是他的生活，所有人都在抗爭，既使學者也參加基地抗爭活動。真如陳光興說的是體制內、外連動，有清楚的終極關懷，且不是淺談，而是要回到歷史、殖民的過程。雖然是學術會議，我記得有學者發表到流淚而深受感動。我回來時就想到底馬來西亞人關心什麼。我也希望圖書館可以變成外人來吉隆坡時，知道來這裡找到本地歷史的地方。同時，圖書館也是不同社群碰撞交匯的平台，讓大家能更自由地發表想法，不受限於語言和身份。
區：亞際書院某程度上比較精英化和機構化，論壇發表要有學術認證。但我們想做的事不斷聚集人，讓他們面對面交流，不斷累積，最後成為什麼還是未知。但至少在這樣的狀況下可以讓人們表達，創造一個開放的空間，打破界限並創造思想上的激盪。透過現在的計劃拉來一批年輕人，交流可以有延續的可能，或許就變成下個計劃的一部份。透過這樣的方式，知識生產可以一直被攪動，而不是只有同一批人在做同樣的事。不同於亞際書院，亞答屋不管是空間或組織都比較親密，這份親密可以作為誘發的起點，而且是持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