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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來自時代，「實驗」則來自否定
2015年適逢「在地實驗」（Etat）20週年，幾個月以來，順勢兜起對週年事件的規劃數度在討論中翻盤：無論是事件型式、過往要事揀選，或者「在地實驗」新舊參與者共議的模組，至今仍持續變異、一再擴增。這段看似反覆「歸零」的討論事實上並非徒勞，反而，它是一段回望「在地實驗」軌跡的必經旅途，也是任何試圖啟動「在地實驗」的必要功夫—創作必要之創作。
因應週年事件，如何再現「在地實驗」是理當進行的工作。然而，首先面臨的問題很根本地即是如何找出「再現」的必要性，又或者，如何透過「再現」進行「創造」？再者，定義「在地實驗」是困難的，一因為它拒絕定型，也無意於廓清自身樣貌，甚至著迷於不可名狀；無論遭誤解或被造神，都不算回事。二因為「在地實驗」往來者眾，或可稱它為創作基地：一個鬆散、敞開卻又低調到略顯封閉的創作基地。換言之，「在地實驗」的樣貌必然在迴返至眾多參與者生命經驗的圖譜中顯現。而關於「創作」的必要性，我們大可以說這出自「在地實驗」一直以來的敏銳警覺：凡事只要定了，那就完了。
「在地實驗」始於對定論的質疑，自恃於迷戀不明狀態。它關注當前科技趨勢，但不盡然如當代藝術作品照顧社會發展的問題；它投入精力於另闢創作語言，但與鼓吹解放、啟動革命的前衛運動至多是理念上的共謀而非協力。換言之，內於「在地實驗」的「否定」性格屬動態辯證，而非顛覆式的抵抗。1995年，以對現世提出質問、甚至帶點背叛性格登場的「在地實驗」，或許可視為彼時人文社會應和著政體開放的後座力，進而大舉自省、重構主體的眾聲之一。在那股「否定」作為能量、「開放」作為方向的躁進欲望中，「標新立異」無疑是時代光譜映照的色澤。那麼，在一個「再現」的意義上，仍能捕捉、亦屬「在地實驗」獨特樣貌者，即非實體空間，亦非成員名冊，而是「在地實驗」召喚行動的內在能量，自然也是誘發行動的社會環境。
域外廝混九零後
以「Etat」(註1) 命名的「在地實驗」來自追求理想型的欲望，期許藉état的多義性多方關照，在「存有」中進行「對話」(註2)。向外，「在地實驗」投射至彼時台獨呼聲漸漲的政局，向內召喚重塑文化主體的迫切行動。向上，學院與歸國學人持續交互拆解包裹於冷戰知識系統的現代主義意識型態，向下，野百合學運後已多方串連數年的跨校網絡，進一步在社團、社運中培力自身。與此同時，青年世代積累的知識與資本剩餘，在快速外溢至校園外的都會消費系統之際，順勢予以廝混其中的沃土。有了空間，有了群眾，有了語言、行動、媒體與資本，也開始有了「文化」。
當然，這樣子談九零年代的「在地實驗」仍過於後設，不近人情。拉回實情，套一句創辦人黃文浩常說的話當註腳：
「在地實驗」成立隔年（1996年）就想收掉、不做了，因為不知道要幹嘛！
1995年2月28日，彼時從事外貿工作的黃文浩在北市建國南路成立「在地實驗」，邀集當時任職國立藝術學院（現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講師的陳愷璜，以及自政治系畢業、甫結束畫廊工作的趙文琪同夥成立「在地實驗」。當然，除了「在地實驗」三名成員，八零年代起黃文浩至賴純純、莊普主持的「SOCA現代藝術工作室」習藝，至1988年共同創立「伊通公園」，數年來於各方結識藝術創作友人，以及陸續歸國的當代哲學學人，已大致構成「在地實驗」得以相「揪」共謀的夥伴。有空間、合夥友人，「在地實驗」當然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發行「建國」護照、以16厘米攝影機拍攝《藝術的故事》台灣藝術家紀錄片 (註3)、傳真發送《在地通報》評議時事、成立聲音品牌「哞」與建立「音樂DIY」獨立音樂製作教學網站 (註4)，以及策畫「人文論談」(註5) 等等。
除了上述內部計畫，在首次綠色執政的台北市，「在地實驗」曾在程文宗的引介下參與民進黨黨慶裝置；迎上DV（Digital Video，數位影像）設備普及的時代，「在地實驗」亦曾側拍相當多場小劇場、音樂祭的排練以及正式演出 (註6)，以上皆發生於1995至1996年間。
顯然「在地實驗」不乏未竟之業，看來亦具擘劃天地的野望。時間再往後推，「在地實驗」1997年才要在網路世界中搶插一幟旗，成立官方網站 (註7)，再晚幾年才要成立網路電視台 (註8)，爾後進一步在數位科技、影像與互動裝置開發的新興之域中開疆闢域。迄今難以想像，有賴當時「結黨營私」式的合夥關係太尋常、破「一家之言」的忿忿之心甚強烈，加以同夥間日夜廝混、閒聊的交往習性，讓僅以「建立烏托邦」為宣言的「在地實驗」在看似無目的的「試營運」中持續擲出想像，進而在試驗中實踐逾20年。
特務（agent）精神與模組化（modulize）工作方法
「在地實驗」無預設立場的基本態度（以及相當重要地）主持人黃文浩幾無「一人主事」之勢，而是傾向集結眾議、放手委任者執行的行事風格，讓「在地實驗」成立之初即樹立「去編輯台」／「協作平台」式的內部工作方法，且讓自身成為一個對外敞開、因事制宜的「模組」（model）。
恰因對「內容」（議題與人事）解域，放膽其自行發展，「在地實驗」一直專注其心力於關注時代新興之勢，以此聚合同好，研發並積累技術能力。長此以往，「在地實驗」終讓技術成為資源，也讓「模組」成為進可攻、退可守的主體。這當中，必然得仰賴得以「一人作業」的特務型工作夥伴。
1996年，頻繁參與小劇場排練、演出的「在地實驗」(註9) 結識當時「台灣渥克劇團」創團演員與劇團音樂製作的張賜福。隔年，加入「在地實驗」的張賜福乘著網際網路快速發展的浪潮，建立「在地實驗網路電視台」。延續「人文論談」藉由同儕間因緣際會，揭露台灣在地的、未來可 能的文化議題，「在地實驗網路電視台」進一步在全球的網路端點上，以當時罕見的觀點獨立、耗用經費低廉且操作便利的型式，放送台灣地方藝文要事。自創立之 始便設定記者「採訪與撰稿」、「攝影與收音」、「剪接與後製」等任務多位一體的「在地實驗網路電視台」，亦曾企圖發展全球情報網絡：
《在地新聞》即日起，希望透過影音回傳的方式，徵求各地所發生的文化新聞。也就是說，無論你人在台北或是台南，香港或是北港，只要你對周遭所發生的文化事件有感覺、有看法，我們便歡迎你加入《在地新聞》的行列。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既節約資源，又能夠有效地匯集、擴散新聞的方式。藉由這一個機制，我們可以用不同於一般媒體看待世界的方法看我們所處的環境。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只要對我們生活周遭，具有啟發性的人與事，拿起攝影機，便可以告訴世人我們所看到的。也因此，我們經由參與，而可以成為『在地記者』。（摘自〈在地實驗網路電視台徵求駐地情報特務〉，《在地新聞》，1998/07/10）
即使「在地實驗」往後未能如1998年時所期待，建構遍佈全球的特務網絡，然其確實發展為全體外派的採編制度 (註10)，主動亦廣泛地掃描當代文化議題，且更重要的—開放自由發揮但自行負責的去編輯台書寫制度。
再者，擁有基本影音設備與專業數位技術的「在地實驗」大受當時文化、藝術工作者依賴，使得「在地實驗」很快地藉由資訊統整，或者技術開發的層面，參與了許多藝術家／團體／機構的藝術生產工作。(註11) 與此同時，邁入千禧年後的「在地實驗」，也逐漸轉型為「創作團體」暨「展演空間主辦單位」（Etat Lab，在地實驗媒體實驗室）(註12)。此時，「在地實驗」發議論的位置益趨明朗，可謂2000年之後「在地實驗」轉向徵選、策畫展覽角色的先行演練。
然而，「在地實驗」並非資訊平台、技術顧問、策展團隊或者展覽空間，即便上述角色曾是歷年來「在地實驗」藉以參與各類計畫的方式。反而，「在地實驗」不斷「模組化」自身的目的僅為服務「在地實驗」的原初關懷：不明狀態。承續著八零年代以來資源與資訊的自由化，九零年代中期快速擴延的「網路」媒介實則燃起百家爭言的慾望。無論最終，話語是否謄打為文字、是否公開上線，網路在當時有如大爆炸時期的星系，掌握程式語碼、瞭解網站語法，也成了論述實踐的必然要領。乘著時代的巧合，「在地實驗」很快地精進於數位與科技技術。出自對不明狀態的關注以及對於創意的執著，「在地實驗」從早年「創作基地」的角色轉型至近年「創作團隊」的型式。而不論前者或後者，「在地實驗」所關注人文總體的、未定的那份感性動力，仍然持續著。
生產（produce）、策動（curate）互為表裡
概略來說，「在地實驗」歷年發展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綜合20年來各式身份轉換與經驗積累，「在地實驗」無論作為創作者或是掌握時代議題、知識分享工作者，其所生產恰為策動論述，進而產生行動的先決要件，反之亦然。在未來的10、20年與更久之後，「不明狀態」必將以更為複合領域的知識型蔓延、增生，而「數位」、「科技」還有沒有可能作為問題對象與載體，同樣是未明的謎題。
無論如何，既「生產」（produce）也「策動」（curate）的工作方法，將會是「在地實驗」繼「模組化」自身後，「創作必要之創作」的行動實踐。（本文感謝鄭美雅、陳愷璜與王福瑞接受筆者訪問，特別感謝張賜福、黃文浩予以寶貴意見，予以本文更準確的論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