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檔案化」回到「自我組織」

在上期的「空間作為檔案1（Space as Archive I）」專題裡，作者葉杏柔、區秀詒、鄭文琦分別透過訪談、整理檔案及為文書寫，介紹台北、越南、馬來西亞的三個藝術空間，並從表徵藝術家自主性的藝術家自營空間、作為藝術社群網絡的區域節點，再到維繫著差異性的亞洲藝術空間版圖，開展了專題書寫的面向。透過亞洲獨立藝術空間的梳理，同時呼應了「第三文本」編輯Rasheed Araeen所說的那種，昔日群眾在集體生產中自然集結的創造力，特別是一種屬於當代的、非體制化的顯現方式。

從空間的書寫、檔案化，再到檔案與文獻兩者之間的區別與匯流，這些近似卻有些微差異的議題，都是在討論數位時代的影像與檔案建構如何發生關聯時，可遭遇的幾種面向，當然，也都與當代藝術生產關係裡的（作品）配置／發行（distribution）或循環／流通（circulation）有密切的關係。然而，作者／藝術家本身面對檔案與文獻的態度，則是在與檔案空間有關的討論之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關鍵環節之一。承接著上期的本期「空間作為檔案（Space as Archive）II」專題，作者詹育杰從藝術家的角度，重新檢視「檔案化」的主題（他也從事過行為表演和電影創作）。而他收錄在本期的三篇文章，第一篇〈藝術明星與數位殭屍的自我展演〉是呈現人與物之間的新關係與主體斷裂；第二篇也是曾發表於《藝術家》雜誌的〈介於展覽與影片，在人類知識庫和蒐藏分類狂的露出機制之間〉，則探討藝術家的主觀蒐藏如何建構資料庫式的觀看體驗，進而呈現不企圖再現或全盤掌握的知識圖式；最後特邀文章〈燃燒檔案，啟動我們自己的空間〉更以策展人史登非爾德（Nora Sternfeld）用「後再現」談論近年策展實踐中社會參與轉向的角度，探討「啟動」檔案和這種表演與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實踐——如藝術家自營空間——的關係。

組織如何自我再造？

值得一提的是，詹育杰提到不斷自我「改造」的開放性，成了近年來當代藝術或策展實踐「教育轉向」的核心重點。這種藝術空間的教育轉向讓藝術空間的檔案收藏功能出現新的理解；在社會大眾「爭著成為谷歌一般的流通渠道，或者成為知識分享必經平台的此時，藝術場域相對成為知識生產與分享的烏托邦平台」。儘管如此，由Felix LOI翻譯藝術家史戴爾（Hito Steyerl）收錄在eipcp（European Institute for Progressive Cultural Policies）的論述〈資料庫的政治：電影領域內的翻譯〉I、II仍然不忘提醒人們，影像生產無法獨立於國家文化、商業流通與機器的體系而被獨立看待，生產的設備、格式與媒介始終與影像或訊息的內容牢牢地纏繞在一起。或許，另一位作者周郁齡提供了最佳的親身案例，比方說，她為藝術家高重黎在倫敦策劃其個展同時，亦與倫敦的LUX動態影像機構合作並進行沙龍特映與座談，也因此將這位原本難以進入流通體系的作者引介給LUX影像資料庫的群眾。因為作者與資料庫、與藝術家之間牽連的機緣，數位荒原的讀者也得以透過其訪談一窺LUX藉由發行影像維持活躍不墜的歷史，更藉由她的實例印證文章裡描述的「反文化精神」與流通機制之間如何彼此合作協商而創生視聽社群。（見〈專訪倫敦LUX 執行長Benjamin Cook與副執行長Maria Palacios Cruz〉、〈英國的動態影像工業與它的反文化起源〉）

正如亞洲文獻資料庫（Asia Art Archive）與MoMA今年在紐約合辦的「檔案衝動；收集與保存在亞洲」研討會，與會者指出從1950年代開始在亞洲活躍的實驗電影、動畫與錄像藝術的生產，由於缺乏檔案機構進行作品修復與傳播，導致無法保存並提供公開查詢、閱讀的現實。這裡想要談論的不只是影像的保存、書寫與被觀看三者之間難的密切連結，「空間做為檔案」專題的撰寫，更是一種自我反觀，從藝術生產的自我組織、乃至再創造（現實）的循環歷程。在這篇引文結束之前，容我們重提成立「在地實驗」20週年的「在地」初衷作為結論：透過2015年底兩期「數位荒原」專題設定的「書寫檔案／文獻」目標，最終也將成為持續再造組織的自我動力，在可見的將來啟動更多記憶檔案與空間串連的討論及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