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經過興盛10年的下滲經濟學,憤世情緒高漲,種族和階級關係緊張,富人和我等平凡人之間的差距亦不斷擴大。1992年洛杉磯暴動前夕,重要社會項目的資金紛紛抽離,作為建國基石的種種理念亦遭拋棄。歷史被抹滅,百姓稅金被用來紓困儲貸危機。雷根時代的經濟起飛歸功於暴增三倍的聯邦赤字。資訊產業爆炸,同時意義內爆。意義唯有在比較對照下形成,也就是將資訊帶到日常及私領域之際。否則,資訊只稱得上是過客。這就是意識形態機制欲達成的目標:「只消給我們30分鐘,你就會獲得全世界。」那是個無意義的世界,包括網路和高速公路,一種充滿牽制的虛態。我們在社會福利花上一塊錢的同時,政府卻拋下六倍的金額來縱容儲貸機構,如此一來,眾所周知的「納稅人」怎能無所作為並保持緘默?我們的血汗錢竟被用在大規模收購、巨型併購案、破壞環境的「開發」,以及更大更好(現今用來養蚊子)的辦公空間。更因為這些毫無意義,美國家庭不懂得憤怒,對五千億美元的政府款項也毫無概念,卻有辦法對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提供的一萬美元補助金感到無比興奮。畢竟五千億是筆超越個人想像的數目,而一萬美元則是一棟小房或一輛拖車的頭期款。這下可有意義了。
來自那個黃金十年的硬數據令人沮喪。尤其碰上被動的大眾,而且面對各種可怕的統計數據卻不見任何有組織的應對,例如1980年美國政府編列的住宅和軍事預算比為1比5。到了1989年,預算比已是1比31。自1980年以來,聯邦政府提供的住宅補貼已砍了超過八成。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由於1980年代傳統型住宅價格飆升,超出多數人的能力範圍,因此活動房屋便成了成長最快速的住宅類型。美國現今有將近160萬人(即約每16人就有1人)居住在活動房屋。但我們當時可說是建造了許多「安全住宅」。根據《紐約時報》1992年9月13日的報導,美國的監禁人口在過去十年來增加了將近130%,屬於監禁率最高的工業化國家。那些年來,我們同樣目睹了美國頂端的1%家庭變得更加富有。到了1989年,那1%人的身價已超過底下的99%。在那個豪門地位屹立不搖的時代,貧童人數增加了21%。到1992年,全國有7%的嬰兒以及近17%的非裔美國嬰兒出生體重過輕,創下自1978年以來的新高。密西西比州是貧童率最高的一州。美國家庭協會設立於此,可說是發聲最積極的右翼宗教產業。
根據在1992年擔任畸形兒基金會董事長的珍妮佛.豪斯(Jennifer Howse)所述,未接受優生保健的孕婦比例是25%,屬20年來最高。目前在工業化國家中,美國的預防新生兒死亡成效排名第20位,至於我國的嬰兒小兒麻痺免疫成效,則落居包含墨西哥在內的16國之後。但誰在乎呢?我們可是大勝格瑞那達呢!我們有更多台幽靈轟炸機、更多實際的星際大戰玩具系統企畫,還有魅力十足的厭食第一夫人,告誡我們要「勇敢說不」。向意義的形構說不,並將焦點置於兩名男子親吻或是十字架的照片上。象徵主義盛行,歷史沒落。我們必須切記,修正主義者當時(以及現在)想要卸下的社會安全網,大多幫助削減了近乎一半的貧窮率,並更大幅減少貧窮老人數。我們亦須記得1960和70年代的抗貧計畫,替許多美國貧民帶來醫療照護、食物券、優生和嬰兒保健、法律資源、大學學費和保證性學貸,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因此得以打造更好的人生(我本人能作證)。根據《紐約時報》1992年5月6日社論版所刊,多虧了這些方案,貧窮率才能從1964年的19%降至1973年的11%。
新興資訊科技的其中一個風險,即不保證能產生知情公眾和行動公眾。聲刺取代了論點。針對所謂的一般典型美國家庭所做的經濟衰退統計資料,對公眾來說不具太大意義。分工帶來的其一結果,就是誤將事實、議題和事件,視作各自獨立的存在,且彼此毫無關聯。有許多人並未想到,1980年代政府以經濟紓困來彌補白領犯罪的虧損,等於是撥更少錢給醫療機構、修路計畫和營養午餐(還記得番茄醬被用作蔬菜嗎?)
而這裡正是極右派及其宗教產業盟友的出色之處,他們的曲解手段十分巧妙,即運用象徵同性行為等煽情影像。環境遭受破壞或欠缺適當醫療照護又何妨?兩名男子親吻的黑白照片才是嚴重議題,這下可有意義了。不幸的是,我們這些文化左派亟欲扮演自己被分配到的角色。我們受邀針對不曾存在的假議題進行辯論,而因此無暇他顧。我們不該拿第一修正案和所謂的言論自由來做回應,而是將群眾焦點重新導回我們的政治議程,並揭露他們亟欲避開的議題。我們應該有效運用歷史與事實,來抵抗仇恨以及無知與恐懼的散播。我們一旦開始尋找關聯性,意識形態就難以存活。
1990年洛杉磯。沒錯,當時情況很令人沮喪,在如此淒涼的社會景觀中,很難保有任何希望。究竟要如何抱持一絲希望呢?這股浪漫力量驅動著人們,使他們滿心企盼一個有益大眾的美好未來,並且渴望公平正義、意義和歷史。
1990年洛杉磯。我和羅斯每週六下午都會去逛畫廊、博物館和二手慈善商店,並繞著洛杉磯到處兜風,開上好長一段路,並享受「魔幻時刻」,欣賞這座城市被日光染成夢幻的金黃色。那真是最好和最壞的日子。我眼睜睜地目睹羅斯消逝並離我而去。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知道繳房租的錢哪裡來。那個日子充滿絕望,卻也因而成長不少。
1990年洛杉磯,〈金色大地〉。我該怎麼談論〈金色大地〉呢?我仍不太確定,但當時〈金色大地〉就在那裡。我和羅斯走進當代美術館,在從未聽聞羅妮.霍恩(Roni Horn)作品的情況下,我們被這份禮物給震懾住了,這件水平呈現的作品既大膽又溫和。它就在一間白色房間裡,獨立存在,不需要任何裝飾,什麼也不需要。它輕輕地攤在地板上,形成新景色,也許就像地平線般,呈現出一個平和的絕美之地。它所等待的觀賞者,必須具有前往想像之域的意願與需求。這件作品不過是一層薄薄的金,就像華萊士.史蒂文斯的詩一樣美妙:精準,不帶包袱,不加油添醋。這首詩安然自在,不怕將自己攤開,赤裸於眾,並樂於被碰觸欣賞,除此之外,仍能引發思考。羅斯和我都受到了鼓舞。這件作品展現了藝術家天生具備的能力,也就是提議創造更美好的世界。真是太具有革命性了。
這件作品有存在的必要。我們彷彿發現了一片全新海域,不敢相信它存在,卻又不可否認。我們窺見了這番景色,也深深感受到此景有別於他。我們一同在各地觀賞過無數個日落。但這個物件是哪兒來的呢?誰創造了這件將脆弱暴露在外的作品?它就這麼攤在地板上,沒有任何底座,上方也無壓克力罩保護。我們為何從未聽聞過她的作品?我們怎麼會錯過了這麼多?羅妮從來就不是藝術機構的寵兒,這可想而知。有些人將羅妮的作品視為純形式主義並嗤之以鼻,彷彿這樣的純粹還有存在的可能。尤其這些年來,我們早已知道在觀賞物件的同時,永遠會受到自身性別、種族、社經階級和性傾向的影響。我們不能責怪他們生活空洞,因為他們感受不到,她的作品和文字贈與了我們近乎完美的情緒和解答,她提供了一個地方,讓我們得以做夢,恢復元氣,鼓足勇氣。羅斯和我總是會談論這件作品,以及它如何深深地影響了我們。在那之後,所有的日落都成了〈金色大地〉。羅妮為一直都存在的東西取了名。現在我們透過她的眼睛和想像力終得瞧見。
即使我們在身陷個人災難,迎接羅斯死亡之際,同時還處於那樣的黑暗歷史時刻,仍有幸獲得機會,思考如何重新振作,並且在真心相愛的兩人間注入浪漫氣息。
最近羅妮重訪〈金色大地〉。這次則是用了兩張金薄片。「兩」是伴侶的數字,雙倍樂趣,成雙成對,相互交疊,彼此反射並散發著光芒。當羅妮向我展示這件新作品時,她說:「我可是苦思良久。」我想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