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裔美籍策展人武洪章臺（Võ Hồng Chương-Đài）在她比較越裔導演段黃（Đoan Hoàng）的《越戰之傷》（Oh, Saigon）與杜基．卓爾（Duki Dror）的《追尋原鄉之旅》（The Journey of Vaan Nguyen）兩部紀錄片的論文〈當記憶抵觸時〉（When Memories Collide；節錄版原刊於《Fa電影欣賞》no.168/169）裡，檢視了離散越南人如何描述自身對內戰的記憶，還有個人回憶與國族、性別和「故土／新國」之間關係如何交集。相較於國家（無論越南或美國）的歷史，將離散越南人從對於戰爭、民主與自決的國族論述裡抹煞，為了服務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尋求簡化的「和解」敘事，武洪章臺寫下這樣的結論：

假如國族史學堅持著一致性與一種目的論決定的未來，離散族群則是恢復無法彌補與輕易同化的分裂親族遺緒。離散族群以其重疊與散漫的流變史，持續擾動國族的唯一基石結構⋯（在建構跨國族的越南文化上）電影在越南與離散社群皆成為急速擴張並效益顯著的回憶製造來源。杜基．卓爾與段黃定點挖掘歷史書寫和爭論的多元與衝突現場，儘管新自由主義要求迴避艱難歷史的回返歷程，他們的紀錄片仍指出重組整體的不可能。

大歷史

本期專題〈當記憶抵觸時〉挪用武洪章臺的文章標題，她也為我們邀了藝術家Frédéric Dialynas Sanchez以「河內」為舞台的作品〈流行物件系列〉（Collection of popular objects (gas station sign and gymnastic ring), Hanoi, 2012）。正如該文章彰顯了影像作者如何從個人記憶的角度思考目的論史觀的謬誤，並呈現個人與集體（大歷史）之間的衝突，事實上，個人／家族與國家之間難以回返歷史的艱困，於其他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或柬埔寨等國的記憶地景，可說是屢見不鮮。本月台北當代館最新一檔展《羅莎的傷口》（Rosa’s Wound）所邀請的八位藝術家，正是著眼於二戰以來關於殖民、冷戰、極權，乃至於新自由主義之下的倖存者及其後代，以不同視角反覆琢磨無法言說的歷史與記憶。受邀的越南藝術家黎光頂、印尼藝術家胡丰文（Fx Harsono）也以不同視覺方案構成直面了國族至今仍難平復的歷史創傷。

當武洪章臺的書寫與藝術家的行動各自宣示了重組整體的不可復得時，李歐塔（Lyotard）所說的「大敘事的崩解」（The collapse of the “Grand Narrative”）則倡議大敘事應該讓位給「小敘事」或「地方化的敘事」。然而，在本期專訪〈歷史健忘與數位墓誌：專訪印尼藝術家胡丰文〉裡，我們隱約嗅到某種存在於印尼社會的矛盾歷史（敘事）情結：一方面，作為集體代言人的華人組織擔心自身的苦難遭到官方歷史書寫所刻意遺忘，而處心積慮保存華人被迫害的照片與檔案。另一方面，華人家族將中文「姓氏」巧妙融入印尼文書寫裡，此一創造性的調適過程，卻隨著蘇哈托政權（新秩序）的垮台、到政治的解凍而被逐漸淡忘。當新一輩熱衷於重拾中文傳統時，老一輩卻感嘆歷史無人聞問。

小敘事—微政治

《羅莎的傷口》策展人黃香凝以德國流亡猶太裔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詩作〈凝結〉的意象，邀請觀眾將「傷口」視為一個連結「時間—空間」、「個人—集體」的裂口，「思考『我』如何在變動的『時間—空間』與差異的『個體—集體』之間，層層套疊，成為『我們』」。然而，「裂口」要如何連結變動與差異而成為「我們」，「詩歌」又如何為本地觀眾提供一種逃逸集體政治的微型策略—特別是在美學上強調「地方化」的後現代主張裡？

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去年起由本地藝術家吳其育、沈森森、彭致穎發起的大型研究案《聲線計劃》（Sound Route Project）也許可以看成是一個有趣的美學實驗（見〈由點而線：如何聽見集體記憶的聲音〉）。這個不斷衍生出表演版本（〈史貝克斯的歌〉、〈梭羅河的歌〉）等子計劃的藝術實驗，也不斷地分裂、延異、增生其他共同創作的地景與聲音篇章，例如他們在本期《數位荒原》上發表的〈聲線計劃：地理記事三則〉及其他文字書寫。如同不斷繁生的微型敘事，彼此環環扣連又互相指涉。對我而言，它彷彿也遙遙呼應了楊凱麟的《消失的美學》（Esthetique de la disparition, 中文版）導言所說的：

微敘事不再是文字、話語或論述的敘事，而是聲音、影像乃至觸覺的電傳敘事。微敘事不再是回到現代性理論或理念的普世化，而是跳到資訊與新聞實況時間的世界化（mondialisation）。

「電影提醒我們，那些裂縫與沈默也可以是批判戰爭暴力與新自由主義國族建構的生產性場所。」（Võ Hồng Chương-Đài）然而，如果人們試都不試著傾聽，那麼就連「沈默」兩個字，也將隨著網路空間名為「自由」的雜音而掩蓋。於這個人們不再嚮往革命烏托邦的年代裡，藝術史家亞登（Paul Ardenne）提議的「微型政治藝術」（Micropolitique）可能是另一種選項，因為「這種藝術形式的取徑凌駕於所有優先的微型規劃、在地倡議或象徵性的質疑提案—即任何被主張口號、烏托邦理念或鼓勵特定目標承諾的關懷所啟發者。」（“A form of art in which the approach is above all privileged micro-layouts, local initiatives or symbolic questioning propositions lightened by a concern of asserting slogans utopian ideas or encouragement to a targeted commitment.” Ardenne, 2000）

於是最終，「微型政治」也重啟閱讀「傷口」的可能性，並在那非關宏旨的私密時空裡，為我們展開了回憶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