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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時刻刻提倡讀書，努力選擇好書籍，使大家不至於把時間浪費在毫無意義的事情上，要逐漸協助新兵接觸文化，關心國家大事。學員內心逐步產生的求知欲望或令人不安的周圍客觀形勢的逼迫，都能推動學員們由淺入深地去閱讀書刊。
—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游擊戰》（Guerrilla Warfare）第三章
「影響我們的書？那就是切格瓦拉的《游擊戰》。」綁起一頭長捲髮的茲克里拉曼（Zikri Rahman），身穿黑色上衣，毫不掩飾地流露出左翼青年的理想和魄力。
茲克里是「街頭書坊」（Buku Jalanan）的創辦人之一，當時還是瑪拉工藝大學（UiTM）的學生。2011年至今，從沙亞南（Shah Alam）起家的街頭書坊已遍佈全球80餘個據點。茲克里不僅活躍於街頭書坊，他也是「文學之城」（Literacity）的創辦人，以文學作品重新挖掘吉隆坡故事；同時，他也加入了大馬左翼聯盟，目前他們在積極草擬大選宣言。
切格瓦拉的啟示
茲克里參與的活動當然不止這些，他仿佛對任何議題都有興趣，常在街頭示威、聲援活動、文藝活動或講座上碰見他。毫不誇張地說，他走到哪都會碰見幾個相識的人。他有時身穿搶眼的藍色夏威夷襯衫，背著一個印有已故馬來作家沙古伯（Pak Sako，原名Ishak Muhammad）頭像的袋子。再過兩個月，他就要到台灣交通大學文化研究碩士班就讀。想像新竹街頭多了一個頗為嬉皮的馬來青年，畫面也滿有趣的。
我想要更了解東亞。老實說，是台灣的公民社會運動吸引我去的，我什麼都不懂，就只是想要跳進一個全新的環境，在裡面暢游。我也聽說，那裡有蠻多學者社運人（scholar-activist），這是在馬來西亞看不到的。
齋戒月（Ramadan）的一天，和茲克里約了一起開齋，我這時才知道街頭書坊除了是2011年全球佔領運動浪潮下的產物，原來行動策略也和古巴革命有關。「我們（街頭書坊）的策略大多來自於切．格瓦拉的《游擊戰》。」茲克里說。
切．格瓦拉的戰鬥手冊強調書籍的重要，各個士兵戰鬥時需帶上一本書，讀完了再互相交換。這有點像流動圖書館的概念，他於是思考，如何以沒有良好組織架構的方式贏得戰爭？他們雖然小，但其實可以戰勝國家，可在學生之中留下一些另類想像。
「切．格瓦拉非常激進，他讓我們看到如何將理論付諸行動，閱讀之後如何從書中吸取東西。」他聲稱，理論和實踐並非二元對立，而是相互並行。於是，茲克里和友人們在保守的瑪拉工藝大學，建立起「街頭書坊」，以書籍交換和閱讀為策略，作為介入「政治」的管道。
他們奉行「BACA」信念（馬來語「閱讀」之意），也是書籍（Books）、藝術（Arts）、文化（Culture）和行動主義（Activism）的英文縮寫。這就讓街頭書坊和一般讀書會或書友會不同，也讓它不僅是學生活動而已。
一些喜歡文學的人來參加，談著談著，就扯到人權議題。我們是文學組織嗎？還是社運組織呢？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我們是一個混合體…不過，作為一個沒有結構的主體也是好的，像一個開放的平台。
茲克里在1990年出生於吉隆坡，也在此長大，父母則來自吉蘭丹（Kelantan）。他的三個哥哥都是理工科出身，他也在瑪拉就讀工料測量系，畢業後當了兩年的工程師，才決定於2015年離職，全心投入社運和文化工作。茲克里在吉蘭丹的祖父是一名退休教師，也是詩人畫家，對他的成長造成一定的影響。
祖父的家有很多書，他什麼都讀，也刻版畫。他是最早一批由英殖民者送到倫敦接受教育的教師。
若要說他的「政治啟蒙」，反而是2006年只身到吉打古邦巴素（Kubang Pasu）就讀寄宿學校的時候。那是他第一次要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當時，有不少來自華玲和錫縣（Sik）的同學，向他談起1970年代的華玲農民抗爭。而當時學校也鼓勵學生閱報，如《新海峽時報》和《前鋒報》，同學之間則私下傳閱家長提供的《哈拉卡》或《公正報》這些在野黨報紙。
為何要讀禁書？茲克里說，一次沙亞南街頭書坊活動，有人帶了前馬共女戰士珊西婭法姬（Shamsiah Fakeh）的回憶錄，就有出席者質疑為何要讀馬共的書，難道不是禁書嗎？事實上，珊西婭的這本回憶錄最初是由國民大學（UKM）出版的，且已是研究馬共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茲克里還說，政府的確禁止了不少馬克思主義和馬共相關書籍。而街頭書坊曾經辦過一次「禁書展」，把內政部的禁書封面列印出來展覽，以表抗議。這包括重要的黎巴嫩詩人紀伯倫（Kahlil Gibran）的《先知》。
從內政部網頁上查詢，政府自1960年代以來，查禁的書籍共有逾1600本，其中可看出禁書題材的趨勢：1960年代以左翼文學為多，其中包括許多中文書刊；1970、80年代則以宗教題材居多；1990年代至今仍有許多宗教相關書籍被禁，而有關「性」內容的書籍也被禁不少。目前，內政部禁書尤以馬來語（Bahasa Melayu）書籍最多。茲克里認為，這是因為馬來語是被政治化的語言，而他們要重奪公民對馬來語的話語權，因此街頭書坊的媒介語皆是馬來語。
作為抗爭語言的馬來語
街頭書坊策略性地使用馬來語作為媒介語言，原因有二：第一，讓馬來語成為抗爭語言，直接和當權者對話；第二，讓馬來語成為知識語言，但這和「國家文化政策」的實踐方法和理念卻有所不同。茲克里指出，在馬來媒體中幾乎沒有「抵抗敘述」，大部份人閱讀《Kosmo!》或《馬來前鋒報》等親政府報章；而一些較批判性的媒體如《商業電台》（BFM）則以英語為媒介，一定程度上能避開政府的監視。
因此，街頭書坊試圖打開空間，讓馬來語成為抗爭的語言，可以用來鼓勵談論被視為「敏感」的課題。他指出，雖然許多人認為沙亞南是較保守的區域，但沙亞南街頭書坊至今從未面對什麼阻礙。然而，森美蘭州（Negeri Sembilan）波德申（Port Dickson）的街頭書坊，曾因公開討論什葉派課題而遭宗教當局查禁。不同的地理空間，似乎也有不同的「言論自由」標準。
另一方面，馬來語要如何成為知識語言？街頭書坊在2011年成立之時，是少數使用馬來語進行知識討論的團體。
自1971年國家文化政策 (註1) 出台後，國家語文出版局（DBP）要規範我們說話用語的方式，而我們可否跨越這樣的界線？2008政治海嘯後，「後烈火莫熄」(註2) 世代崛起，我們要重奪語言的本質，讓它更具世界主義特質，邀請更多人使用它來傳播知識。
因此，不少街頭書坊成員在2015年協力舉辦「Idearaya Festival」，標榜作為批判性的知識和文化平台，全場活動以馬來語進行，討論文化、政治、知識、歷史和哲學課題。他們目前也在籌備著第二屆的Idearaya，冀望將知識「下放」至民間，重奪民眾對知識、文化和語言的話語權。
這些年來，茲克里和許多馬來青年試圖以文化運動介入政治，改變社會。而馬來獨立出版社的蓬勃發展， 更掀起了一場文化革新運動。這些反叛、不安份的「小集團」積極對抗國家霸權，也成功「KO」掉了國家語文出版局。雖然國家語文出版局將這些馬來文學視為「低俗」，但如今人人手上都捧著獨立出版的書籍或雜誌，一定程度上撼動了國家機器。
茲克里認為，文學和文化是互動和介入社會的管道，而馬來文學界內部在1980年代以後就沒有引領文化思辨的論戰，以致讓人認為保守無趣。他認為，上一次在馬來文學圈的論戰，已是1980年代的事，是國家文學家沙農阿末（Shahnon Ahmad）和左翼作家卡欣阿末（Kassim Ahmad）針對文學如何符合伊斯蘭的爭論。
沙農認為書寫是上蒼賦予的任務和責任，而卡欣則認為伊斯蘭價值能從任何世俗文本獲取。對我而言，這場論戰很無趣，而且只局限在馬來人社群。這樣的論戰還有關係嗎？我們如何往前走，再創造新的論戰？事實上，無論在文化、文學或戲劇圈，目前並沒有任何論戰發生。
沒有形體的文化運動
不過，茲克里對當代的馬來獨立出版文化也有所保留，並非一味吹捧，他存疑一些出版社只在乎生意和利益（沒有論述和回應）。
我們應如何破除枷鎖，干預出版機制的問題。（…）我們應該挑起論戰，扣問事情，直接批評…以撼動體制。
他也指出，一些獨立出版社行銷書籍的手法未必令人苟同，有些只是順應潮流，並沒有實質的內容，流於表面。茲克里認為，在社交媒體崛起的時代，事情和運動的發展變得更加迅速。然而，卻有必要去反思和論述這些運動的形成意義，以捕捉當中的精髓。這樣才能將種子撒在各處，「街頭書坊就像顆種子，有些東西會從中生長。」
街頭書坊沒有固定的結構樣板，卻不知不覺開枝散葉。他也舉例，印尼1998年改革時期以前，就有一些「無形」的文化組織（organisasi tanpa bentuk）。他們不如勞工或婦女組織般有清楚的定位，因此「無形」，卻能更自在地和各領域合作串聯。「或許那就是本地文化運動的未來。必須先有文化運動，而之後政治才會跟上。」也因此，他自認是個如此實踐的文化工作者。
由於茲克里在馬來社群長大，唸的是國立學校，因此在上大學以前，沒有一個華人朋友。我好奇地問，難道他在瑪拉唸書時認識了華裔學生？
當然不是，瑪拉是土著大學嘛。我的華裔朋友都是在街頭認識的。⋯通過社運場合，讓我認識華裔朋友。這或許就是我們的時代印記，淨選盟 (註3) 和其他集會讓我們更了解彼此。
談及1969年五一三事件 (註4) 以後的新經濟政策，茲克裡坦言，當然支持扶弱政策，但不該局限在單一種族，而是給有需要的人。
他支持瑪拉工藝大學向全民開放，並說「馬來人」並不和「馬來西亞人」的身份衝突。而他並不喜歡強調自己的某些單一身份。我們可否有不同的身份認同？可否超越國家強加（於個體之上）的身份？而他相信，這些身份隨時可以置換、改變、更新。或許，這也是如街頭書坊這些「無形」文化運動的精髓，可以自在穿梭於縫隙，最終，也可填補裂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