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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
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1897年1月23日～1945年8月18日）是印度民族主義者，他的反抗愛國主義使他成為印度獨立鬥爭中最有動力的領導人之一，但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試圖借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之助力，讓印度擺脫英國統治的努力，卻也留下混亂的遺產。
鮑斯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擔任印度國民大會黨少壯派的領導人，並在1938年和1939年竄升為國民大會黨主席。但是，在與莫罕達斯．K．甘地（Mohandas K. Gandhi）發生意識形態衝突後，他不得不辭職。鮑斯認為，甘地的非暴力策略將永不足以確保印度的獨立，而主張進行暴力抵抗。他成立另一個獨立政黨，即「全印前進聯盟（All India Forward Bloc）」，同時持續呼籲印度完全、立即從英國統治下獨立。他接著遭到英國人軟禁，然後於1940年逃離了印度。
鮑斯於1941年4月抵達德國，領導團體對印度獨立的目標表現出意想不到的（就算有些矛盾的）同情。1941年11月2日，在德國的資助下，柏林成立了自由印度中心（印度臨時政府），旋即在柏林建立了自由印度廣播電台，鮑斯晚上都在該電台播出。1941年11月2日，於柏林的自由印度中心舉行的第一次正式會議上，鮑斯被授予「Netaji（尊敬的領袖）」、「印度萬歲」，並受到國家級的歡迎，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的愛國歌曲「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被定為國歌，至於印度斯坦語，這種印度最多人使用的語言則被定為獨立印度的語言。1943年1月26日，柏林盛大地舉辦印度宣誓獨立日的慶祝活動。一個由三千名以上埃爾溫．隆美爾（Erwin Rommel）帥德意志非洲軍（Afrika Korps）所俘虜之印度人所組成的印度軍團，為了幫助德國可能在將來沿陸路入侵印度而成軍。
由於希特勒對印度獨立的目標興趣缺缺的表現，最終使鮑斯對希特勒感到幻滅，並決定在1943年離開納粹德國。他搭乘德國的U-180潛艇經過好望角，又經由日本潛艇I-29前往日本帝國。在那之後，日本人協助他在新加坡增兵。
有關蘇巴斯·錢德拉·鮑斯之死的謎團充滿爭議。據稱鮑斯在1945年8月18日在台灣的松山機場因飛機失事喪生，當時他正取道東京前往蘇聯。人們看不到鮑斯的屍體而引發許多假說，認為他可能倖免於難。(註1)
蘇巴斯（Subhas）、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齊亞丁先生（Mr. Ziauddin）、奧蘭多．馬佐塔先生（Mr. Orlando Mazzotta），松田先生（Mr. Matsuda）、錢德拉．鮑斯（Chandra Bose）、T先生、涅特吉先生（Netaji）—這些都是同一人在其政治生涯的不同階段中所採用的一些不在場化身。進入印度政治舞台後他從蘇巴斯變成蘇巴斯．錢德拉．鮑斯。他偽裝成齊亞丁先生以瞞騙英國人並逃往喀布爾。作為意大利人奧蘭多．馬佐塔先生，他從撒馬爾罕（Samarkand）經由莫斯科前往柏林。後來他以松田先生的名義乘德國潛艇航行到馬達加斯加。從那裡他搭另一艘日本潛艇到東京，在那裡成了錢德拉．鮑斯（Chandra Bose）。他接下來前往仰光領導自由印度軍團，並以T先生的身份與英軍作戰。此後，他成為了涅塔吉，他於1941年在德國獲得的身份。
二、重演（reenactment）
〈排練自由印度廣播〉是一段長約40分鐘的錄像，被安排在廣播電台錄音室的「場景」中。該作品挑選了鮑斯在柏林的自由印度電台製作的廣播節目以重新演繹；這些廣播概述了他的政治哲學以及達成獨立的策略，同時它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JNU）於2016年的「民族主義講座系列」的文稿混合在一起播出。
尼赫魯大學在2016年2月到3月幾個月間，遭遇了嚴重的危機。此危機加劇為何謂印度民族國家本質的一場根本辯論。「誰」或者「什麼」是「反民族」？該問題是在前一年該大學被「宣稱」為「反民族巢穴」之後，由尼赫魯大學教師協會（JNUTA）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民族主義講座系列」中被特別提出，當時，該校有三名學生被指控參與據說提出「反民族」口號的行動而觸犯煽動叛亂罪。
這些講座探討了印度及印度以外地區的，民族主義及其未解決兩難處的意義、歷史與經驗。最初是尼赫魯大學社群成員並主要由尼赫魯大學教師所授課的講綱，很快在整個印度和國際輿論間吸引出乎意料的閱聽對象。這些講座的報導與翻譯在影音平台YouTube上即時串流播放，其影響力遠遠觸及並獲得尼赫魯大學行政大樓前的「自由廣場」以外的迴響。
考慮檔案材料要考慮的不僅是歷史問題—還有歷史事實如何影響當下？它們如何得以生產自己的現實？這個提問更是關於真實、記憶和遺忘的詩學。事件與它的重複施行有何關係；記憶與「被記住」的內容有何關係？在套套邏輯（tautology）與理解之間，純大眾傳播與「文化記憶」之間，和完美模仿與批判再現之間的分界線又在哪裡？
當我們談論歷史現實時，我們談論的是本身不復存在的，而是一種「想像式重建」工作的產物。重新演繹作為某種努力，是試圖彌合已經發生的事物和我們談論它之間的差距。現實有不同的層次，而歷史的層次我們只能以間接的方式體驗，至於戲劇的層次則是真實（real）以及人為（artificial）的，因為它永遠是創造性行為的結果。重演並不存在：存在的是與想像力和精確度有關的行動（acting）實踐—真實是一個藝術事件。構成了重演的共識是：一切都只是一場表演，一倀圖片，一種再製，一次重複。
原則上，無法精確的思考作用及對版本相關概念的考慮，重複，還有失敗，這些事物構成了彩排，即逐漸成為所謂的表演的「真實事物」。〈排練自由印度廣播〉 將排練視為一種思維方式和經營策略的隱喻。當它作為策略時，排練可能凸顯發生在周圍的、且可能被修飾至完美的最終作品呈演所掩蓋的那些部份。〈排練自由印度廣播〉 的脊骨是我與演員對於表演「鮑斯」這個人的對話—在表演中的情感、在場與歷史意味著什麼？演繹檔案的演員，如何成為一個歷史事件的見證？演員作為證人的角色以及他的增補作用，能否確定歷史過去與當下現在之間的關係？
在這部作品、還有某些我的其他作品裡，演員就—就是一切，也什麼都不是—成為一種表演中介（代理者、能動者）的榜樣，這種中介使一個人得以向他人表達不只一種朝向權力審查的自我真理。這個演員或冒名頂替者的角色，提供一種可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審查要求的生存方法，而該方法是基於偽裝的多元（mutiplication）和巧辯強化的策略。與此同時，「冒名頂替者」一詞也是一種責難；是權力在抨擊被它納入審查下的任何人。
冒名頂替者和演員的「不存在」，以及因此而來的基進自由，也許就是為什麼考底利耶（Kautilya）(註2) 的《政事論（Arthashastra）》，印度的基礎政治文本，如此認真地關注演員／藝術家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