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0年代下半葉以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在本文中有時以縮寫「AI」來指涉諧音「愛」,故保留兩種不同翻譯方式)就形成一股席捲中國科技產業、新創資本投資與政府政策的主流熱潮。中國網路巨頭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大手筆投資AI的研發,在中國與海外廣設研究中心,藉以吸引全球各地的人才,同時數以千計的新創公司也受益於這股AI風潮,吸引投資與政府基金的大方挹注。一股腦的創新修辭高度近似於先前以「Web 2.0」與「大數據」為中心的熱潮,AI儼然成為中國科技界最頻繁的流行語:除了其更可預測的應用(工業自動化、無人駕駛汽車、自然語言處理〔NLP〕和電腦視覺),光看表面的話,在中國幾乎從電子商務平台到公共事業的所有事物,都在改頭換面成為「AI驅動」的服務。本章藉著研究人工智能的科技與產品的發展,通過其在政府的政策文件、產業廣告、商業產品與流行文化中的再現來描繪中國的AI炒作。隨著趨勢和流行語往返公司董事會、政策智庫和傳播宣傳材料、音樂錄像之間,技術創新與計劃開發之間的相互作用,揭示了AI如何在第一時間,從社會技術限制和國家想像力的即時交匯而建構。
「AI愛」
在2017年12月,臺裔美國流行歌手王力宏發行了他的第16張專輯「AI愛」。混合mid-tempo的電音節奏和「自動調音」(auto-tuned)的人聲,與專輯同名的單名單曲〈A.I.愛〉則是巧妙利用AI字母縮寫與中文「愛」(英文轉寫:ai)容易記憶的相同發音。這首單曲的音樂錄像開場是從公路上拍攝虛構的道德研究實驗室,有一位穿著實驗裝的科學家正在啟動一名女性的人形機器人,並為她注射一粉紅色的液體。
扮演科學家的演員是一名特別來賓:臺裔美籍的創業資本家與人工智能巨擘李開復,他在後面一幕裡將這個正在運作的機器人帶到王力宏住的公寓裡。歌手與機器人於是結婚,並展開他們尷尬的愛情生活,包括下圍棋、看電影、唱卡拉OK、在床上唸書、玩自拍,最終鏡頭移到一輛穿行於霓虹台北的跑車上。王力宏的國語歌詞探討AI與「愛」的二元對立(「愛,只是一個字而已/但人類千秋和萬代,不明白一直到現在 /但AI能克服所有問題」 );同時,它所描述的卻是某種擁有性別刻板印象的人工智能「誰都想擁有最完美的情人/隨時幫你捏捏肩」)。僅管看似解決了矛盾(「人工智能終於完善了愛情/但別挑戰它下(圍)棋 」)並接納了虛擬優越性(「全世界的問題不需再擔心/它將會殖民火星 」),問題仍然懸而未決:「但道德應該放在哪裡?到底道德應該放在哪裡?到底」?
在這四分鐘的播放長度中,〈AI愛〉囊括了中國關於AI熱潮的主要話題—運算解決主義(computational solutionism)、自主性的非人認知(autonomous non-human cognition)和未明的倫理暗示。除了常見的性別化AI的科幻比喻,王力宏的歌詞還有著中國AI歷史的關鍵元素:圍棋,這是中國古代發明的抽象戰略遊戲,且眾所周知的是,要掌握它的神經網路要比西洋棋復雜得多。在2016年3月,由Google深思(DeepMind)團隊開發的AlphaGo程式,在五場圍棋對弈中擊敗韓國的18次世錦賽冠軍,李世乭(Lee Seedol)。 AlphaGo與李的比賽呼應了1997年卡斯帕羅夫(Gary Kasparov)在對上深藍(DeepBlue)演算法的西洋棋局的失敗,也刺激韓國政府投資一兆韓圜於人工智能研發,有超過2.8億的中國觀眾收看這五場比賽實況轉播,並對中國的科技想像印象深刻。正如李開復本人寫道:
一夕之間,中國陷入了人工智能熱潮,引發的騷動雖然不像當年史普尼克衛星那樣造成全民躁動,但在中國科技界點燃一把火,延燒至今。(《AI 新世界:中國、矽谷和AI七巨人如何引領全球發展》,2018)
一年後在烏鎮,中國當局對於AlphaGo與現任世界冠軍柯潔的圍棋賽的反應,證實了這個「准史普尼克時刻」的意義—或許是關切美國AI擊敗中國棋手可能對於民族自豪產生的影響(Ding 2018),政府當局禁止了本地網站與平台以任何形式轉播這場比賽,包括「文字直播、圖片直播、視頻直播,自媒體帳號直播等一律禁止」(Huang,2017年)。儘管這項禁令最終在2018年九月取消了,但中國觀眾還是設法找到創意的方式,藉由繞過審查制度與進入國外平台,甚或通過在自己的棋盤上模仿棋局,而得知比賽的結果。
核心與千里眼
儘管王力宏擁有台灣家族血緣和他的美國出身背景,但是王力宏已成為一名主流華語流行歌手,並成功地融入跨國華人認同(按:Chinese一詞包含「中國人/中國的」與「華人/華人的」,後者不一定包含前者)的全球發行圈,這就是為什麼像〈AI愛〉這樣的單曲,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對於中國人工智慧的狂喜讚頌。而相似的跨國連結,也體現於李開復國族科技想像的案例背後。李開復1961年出生於台北,1973年移居美國,並於15年後取得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的博士學位,其論文主題是開發世界上第一個非特定語者的連續語音識別系統。在擔任蘋果公司的研究科學家之後,李於1998年移居北京,擔任全球下一代運算研究的領頭羊微軟亞洲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 Asia)的創始院長。接著他也擔任谷歌在2010年退出中國市場之前的分區總裁。作為深受中國讀者喜愛的勵志類書籍作者,並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普遍受到名人關注的他,又在2009年創立了創新工場(Sinovation Ventures;Sinovation為Sino–與innovation兩字結合而成,前者為「華語的」,後者為「創新」),公司位於北京、上海、深圳、西雅圖與矽谷,並輔導300多家公司創立。李的眾多事業都見證了其畢生對於人工智能創新的追求:微軟亞洲研究院的目標包括語音識別,運算視覺與人工智能的開發;創新工場大量投資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公司。鑑於他的跨國背景和折衷性的職涯,在讀到李關於近年中美之間的威脅性「人工智能競賽」,並將導致某個「人工智能超級強權」主導21世紀的發展這樣的說法時,不免令人感到驚訝(Lee 2018)。
不可否認的是,通過像李開復這樣的科技執行長與投資者的共同努力,中國已成為領先世界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李特別指出,北京中關村是「中國人工智能發展的核心地帶」(2018):除微軟亞洲研究院之外,該區還擁有百度研究實驗室(也同時座落在矽谷和西雅圖),該實驗室是由完全致力於人工智能研發的中國科技公司,和領先的AI晶片設計廠牌寒武紀(Cambricon)於2014年設立的第一家研究所。同樣設於中關村的創新工場,在2016年成立自己的AI研究機構。但是,除了北京跳動的核心地帶以外,中國AI發展的地理範疇還圍繞著其他BAT公司所在的主流城市中心。一家又一家的BAT公司都開了自己的AI研究機構:騰訊於2016年成立自己的AI實驗室,同時位於深圳和西雅圖,一年之後。阿里巴巴的馬雲(Jack Ma)在北京、杭州、新加坡、以色列、聖馬特奧(San Mateo)、貝爾維尤(Bellevue)和莫斯科開設了達摩院(DAMO;分別為發現、冒險、動力、展望四字);其他大型科技公司和新創獨角獸企業也聚集在中國的大都會地區:總部位於北京的字節跳動(ByteDance)依靠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為今日頭條(Toutiao)和抖音(Douyin)應用軟體用戶提供個人化內容;最近公佈了全端AI管理平台和行動AI晶片的華為,已在深圳、香港、東莞、上海和西安設立諾亞方舟實驗室。位於上海的依圖科技(YITU Technology)是AI機器視覺的全球領導者之一。其他城市與省份正在跟隨中國的研究樞紐,依據當地可獲得的專業知識和資訊勞動力(如合肥的語音識別、武漢的光學等等),將政府資金注入人工智能產業與創新園區。人工智能的空間地理學也證明了核心與外圍的張力與不平等;例如:領先的香港機器視覺新創公司商湯科技(SenseTime)參與在新疆省聯合部署人工智能所驅動的監視技術,且部份實現了政府對人工智能的願景—監控該地區少數民族與宗教群體的「千里眼」系統(Chang,2018年)。
「數據如石油,政策如管線」
「人工智能」是中文對於artificial intellegence最普遍使用的譯法,它涵蓋了範疇廣泛的科技項目,包含包括核心AI科技(例如機器學習與自然語言處理),以及AI相關產品(例如智慧音箱和推薦系統)。人工智能引發的熱潮,也隨著將「人工智能」作為前綴詞使用的商業產品與服務之暴增而愈發明顯—中國的一切似乎都突然成了AI驅動,從房地產投資到公共廁所管理。正如在上一節簡單紀錄的那樣,中國AI行業在2010年代後半實現了快速的增長。一般普遍認為,中國在該領域的獨特競爭優勢來自四項因素:中國早已存在的網際網路產業,大量的人才,龐大的行動網路市場,以及政府的扶植政策。前三項因素所貢獻的是中國AI盛況之下最為普遍的圖像之一:數據蒐集、提取和利用上的競爭優勢。正如華裔美籍電腦科學家吳安德(Andrew Ng)聳動地指出般,假如人工智能是新的電力(Lynch,2017年),數據便是它賴以生產的必要原油,而中國則是「數據的沙烏地阿拉伯」(Lee,2018年)。然而,大量的(可疑地累積和處理)使用者數據儲存量,並不足以推動中國人工智能產業達到備受吹捧的全球領先地位:正如許多其他的科技創新領域一樣,政府政策的作用至關重要。自2016年以來,中國政府積極地通過白皮書、政策指引、施行計劃與「政府指導基金」,支持國家型的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Feng 2018)。這些文件和刺激措施直接地影響全球投資者、中國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帶動了國家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
在2018年習近平國家主席向全國講話的例行性新年演講中,細心的觀察者注意到他的書架上增加了新的收藏,其中包括兩本關於人工智能的書籍:佩德羅.多明戈斯(Pedro Domingo)的《終極算法(台譯:大演算)》(The Master Algorithm)和布雷特.金(Brett King)的《智能浪潮(台譯:擴增時代)》(Augmented;2018年)。除了政治訊息與宣傳材料,有關人工智能的政策文件時常在國際媒體上獲得宣傳,藉以證明中國政府對這種科技的熱切擁護,及其成功地領先全球人工智能賽局的渴望。但就算很快瀏覽一下中國人工智能政策的某些重要里程碑,也可以發現政策制定常常在模糊的承諾與對(未來效益不明的)新興科技的追趕之間搖擺不定。國務院在《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將資訊科技認定為要扶植的八種先進科技領域之一;而人工智能只佔了其中列出的一個分項。
要直到國務院通過《發展國家戰略和新興產業的第13個五年計劃(2016~2020年)》後,才明確將人工智能指定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幾種新興技術之一,並概述了五個負責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機構。而幾乎都在2016年中國人工智能的「史普尼克年」之間和之後發佈的更具體計劃,連結了人工智能開發與現有的政策框架,例如「互聯網+1」(Internet Plus)計劃,機器人產業或最近被放棄的「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計劃。2017年的《人工智能發展指南(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或許是引用最廣泛的中國AI政策文件,因為它設定了遠大的目標,即到2020年實現明顯的進展,在2025年前建立具競爭力的產業以及全面的政策。並在2030年前責成全球創新中心的世界級領導角色。通過勾勒出產業成長的領域,推動科技發展並引導投資金流,政策制定形塑了中國人工智能如何被全世界所認知,也鞏固了基層熱情與競爭優勢將中國推向國際舞台的主旋律。
中國開發了一種⋯的人工智能
除了投資者會議、新創企業孵化器和政策工作群組以外,人工智能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也越來越普遍—隱藏在應用城市的介面後台、受廣告所吹捧,並通過公共終端或行動裝置的服務而到訪。最核心的人工智能產品則是雲端運算: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已將人工智能解決方案整合至它們的雲端運算平台—「阿里雲」(Alibaba Cloud)和百度個人集成運用,「專有雲」(PAI、ABC-Stack)、「百度雲」和「百度大腦」(Baidu Brain),騰訊的Angel和「騰訊雲」(AI Cloud)以及其他公司如華為和科大訊飛(iFLYTEK)開發了同時適用人工智能開發平台與特定服務的產品組合。雲端計算允許第三方公司提供根據人工智能的服務,可以通過連上網路的消費者裝置到訪。其中某些服務,像是人工智能助手、智能喇叭和語音辨識已經整合到日常運算中,科技公司競相佔領像是消費助理如阿里巴巴的「阿里小蜜」(Ali Xiaomi)、「店小秘」(Dian Xiaomi)、語音對話界面如百度的「小度助手」(DuerOS)、華為的HiAssistant、「騰訊小微」(Xiaowei)、科大訊飛的VoiceTouch,以及智能喇叭如「百度渡鴉」(Raven H),阿里巴巴的天貓精靈X1(Tmall Genie X1)和「騰訊聽聽」(Ting Ting)。包含機器視覺、物流和自動駕駛在內的其他服務,要不是僅限於警務與監視的領域(例如商湯科技各種影像分析、臉部特徵追踪與身份驗證產品)、在工廠與配送中心(例如京東集團的全自動倉庫、美團的調度系統或菜鳥的智慧供應鏈)的試驗中,就是仍處於開發的早期階段(例如百度的Apollo為開源的自駕作業系統)。
中國人工智能產業於廣告和科技展示中的公共形象很容易解讀。人工智能—通常藉由類似在王力宏音樂錄影帶裡光鮮亮麗的人型機器人造型,或藉由閃閃發亮的腦部節點網絡所展示—出現遍及「具有AI功能」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到「由AI驅動」的應用程式與服務。產業大會與科技會展所提供的無數科技展示影像,通過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短片發放與線上廣告而流通,許多公司更通過在公共空間與旗艦店裡裝置展示自身的AI產品,來競爭消費者的注意力。在中國各地城市「自助結賬商店」的不同案例,都傳達了結合機器視覺(應用於人臉與產品識別)、RFID和無現金行動支付的,由人工智能驅動的「新零售」遠景。由新華社在2018年底到2019年初發表的兩個AI新聞主播,「新小浩」(男)與「新小萌」(女),正是人工智能日常市場化的成功案例:由新華社與中國的「搜狗」搜索引擎公司合作開發,這些AI新聞主播終究只是一款語音合成軟體,能夠讀取新聞腳本,結合兩位實際新華社記者的逼爭數位造型,但它們成功地體現了中國對國內與國外觀眾的AI渴求。人工智能的熱潮顯然不只侷限於零售和媒體產業:2018年末在北京海淀區開幕的人工智能公園是由百度「小度助手」提供動力,並提供擴增實境的太極全課程和無人巴士接送,同時通過鋪設感測器的步道與人臉辨識攝影機來追踪遊客。隨著人工智能被簡化為對「消費者友善」的社會監控技術之可視化操作—藉由人臉辨識的衛生紙捲筒與「違法闖紅燈警告與抓拍系統」而具體化—日常生活也越來越被不易察覺的自動化與運算形式所調控。
關於人工智能發展的倫理
就在柯潔被AlphaGo擊敗後,中國科技部任命了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和科大訊飛等公司為「國家隊」,鼓勵它們應用自身的專業知識來開發下一代人工智能產品與服務。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產品中,有些公司如何推出它們的圍棋程式,進而將遊戲競賽帶回自己的地盤:騰訊自製的程式「絕藝」在2018年1月擊敗了柯潔,而北京中科天璣的星陣圍棋(Golaxy)程式也在2018年4月複製了同樣的功績。但是,除了AI圍棋的狂熱之外,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無疑已成功地拓展至從保健到軍事的不同領域,挑戰了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並為中國的創新帶來不安的成見。分析師曾警告自動化有可能導致在中國工作機會的大量流失,市場觀察員也否認了中國使用者不關心個人隱私和數據蒐集的迷思,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也浮現為業界廣泛的焦點。2019年5月,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BAAI;Beijing Academ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與多所大學及科技公司合作頒布了《人工智能北京共識》(Beijing AI Principles;2019),該文件闡述了人工智能系統與產品的開發、應用與治理的15項倫理指引。這些努力依循著歐美跨國公司與國際組織為製定AI的倫理標準所採取的第一步行動,與此同時,它允許中國通過普遍允許的社會科技「道德」原則來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政策想像。這種處於產業趨勢和政府關鍵詞之間的謀合,足以證明了不同時間線的權宜組合:那是由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並由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奉行的外交政策(即「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支撐的人工智能科技的倫理發展建議。
畢竟,王力宏的音樂錄影帶開場的第一幕就是位在「道德實驗室」裡,而這首歌的副歌「道德應該放在哪裡?」也在這些努力中,給出了一個試探性的答案。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