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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米爾的文學、文化和生活方式一直都被家園的地景影響。唯獨在新加坡，坦米爾人的文學靈感脫離了地景。這種古典坦米爾文學詩歌的概念，在坦米爾語中稱之為：Thinai，將特定的地貌對應到特定心理層面的文字，猶如在桑家姆（Sangam）文學中可見到的。Thinai結合了不只是土地的生理層面，也完整地包含整個土地所孕育的生態系統，再用一個裝飾性的語詞和系統般的方式呈現，表達出作者的情緒和目的。當坦米爾人搬到一個又擁擠、且只暫住不能深耕的島嶼時，土地、語言和情緒之間的關係開始分解成新的聲音：一個從地景釋放的聲音。因此，新加坡的坦米爾文學在內容和方法上不同於印度、斯里蘭卡，甚至是鄰近的馬來西亞。這可以說是坦米爾移民中「後地景」或「後Thinai」的文學。本篇文章將探討新加坡坦米爾文學的輪廓以及他們從殖民時期移民後所創作的作品。
新加坡獨立的坦米爾人身份超越了種姓制度、階級和宗教的限制，1800年代在新加坡立足一百年後開始成形。歸功於多元文化和多元信仰的新加坡，坦米爾人接觸了世界歷史、社會、文化和知識遠超過在印度的兄弟姐妹。他們用了生活經驗和觀點來奠定語言和文化上的身份，也就是後期所形成的新加坡坦米爾文化的基礎、成就和最終目標。
其中，新加坡坦米爾詩人如：N．巴拉尼維魯（N Palanivelu）、A．烏拉加拿單（A Ulaganathan）、K．畢魯馬爾（K Perumal）、阿瑪拉他山（Amallathasan）和KTM．伊刻巴爾（KTM Iqbal），他們曾寫下多元的字句：「印度的獨立，就是我們民族的獨立」、「馬來西亞確實是我們的國家」和「新加坡是四種不同的民族和平共處的地方，是我們的土地」。他們這輩子寫下了截然不同的字句。這些不能被解釋為效忠的轉移，而是即便國族意識被質疑時，坦米爾人仍然可以在不變且統一的社會文化基礎上站立。文學價值之外，作品背後的社會文化景況和他們是否真誠表現出族群所關注的事物，都是評估他們的重要性和貢獻性的測量單位。
與馬來西亞坦米爾文學不同之處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坦米爾文學，在1970年代前都統稱為馬來亞文學。然而，馬來西亞坦米爾文學傾向於馬來半島地區，而新加坡坦米爾文學的發展鮮少與馬來半島上的人接觸。
移民到馬來西亞的坦米爾人都把印度以土地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帶到當地，因此大多在莊園工作。他們的文學作品上都反映了他們對每天清洗、耕種和工作的地方所擁有的歸屬感。
許多馬來西亞坦米爾人的作品都呈現如何把他們任職的莊園，驕傲地形容成「我們的土地」，即便他們生活充滿困苦和不公。K．普尼雅凡（K Punniyavan）的總結很好：(註1)，
இவன் நட்ட மரங்கள்
நிமிர்ந்து விட்டன
இவன் நடும்போது
குனிந்தவந்தான்
இன்னும் நிமிரவே இல்லை.
他所種的樹
現今又高又直
在過去
彎著腰栽種
他再也沒有站直
印度人在政治上的抗爭，如：馬拉雅．迦納巴提（Malaya Ganapathy）—全馬來亞聯合經濟聯邦創辦人，在1936～1938年發起的勞工運動，以及1941年發生的巴生起義事件，以及2007年印度行動委員會的社會運動，皆是對土地的擁有權所導致的。
像是M．古馬蘭（M. Kumaran）的作品〈紅土和藍花〉（Semmannum Neela Malargalum）、凌加撒米（Rengasamy）的〈黑森林〉（Karunkaadu）、M．拉馬亞（M. Ramaiah）、C．穆圖撒米（C. Muthusamy）的短篇故事等等，和其他無數的詩歌作品都講述坦米爾人渴望擁有自己的土地。甚至是近期的作品像是A．潘迪亞恩（A. Pandiyan）在2018年的故事—〈令吉〉（Ringgit）描述1969年五月所發生的動亂，以及塞爾凡．加希力亞姆（Selvan Kasilingam）的〈那些存留的〉（Michamiruppavargal）講述2007年印度行動委員會的社會運動，描述著他們已經準備好為土地（國家）抗爭及表現出與馬來西亞坦米爾文學傳統—與土地上的連結。
新加坡坦米爾文學沒有呈現對土地如此犀利的投入，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和職業，與島上的土地和環繞著島的海洋分離。即便當橡膠和甘蔗園還存在於新加坡的時候，只有少數的坦米爾人任職於其中。許多坦米爾人任職於服務業、公共工程或是從商。(註2) 新加坡坦米爾人寫過有關蓬勃的港口，但沒有像馬來人一樣，與海上的生活結合。
另外，在馬來西亞的坦米爾文學，傳統上是由一批在當地土生土長的人所承襲。然而，在新加坡，是由新移民、移工和一小部份土生土長的坦米爾人來使其文學茁壯。
存在於筒倉
不管是從哪一個時間點談論新加坡坦米爾社群，必須承認它並不是單一由過去的移民者所建立的，而是不斷的由新移民來繼承。不管是書面或是口述都清楚表現新加坡坦米爾社群的發展是與新移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
早期為坦米爾文學貢獻的都是勞工階級的坦米爾人、切蒂亞爾人、坦米爾穆斯林和斯里蘭卡坦米爾人。第一階段的發展是從這四大族群的文人所付出的努力。然而各族群所建立的界線，由於坦米爾民族意識的興起而被打破，漸漸地被迫融進大坦米爾的身份認同。(註3)
許多印度／坦米爾移工都在公共單位、服務業和建設公司做簡易的工作。這些勞動者大多都是1825年從印度遣送至新加坡的罪犯。(註4) 這些移民者都希望可以逃脫母國的種姓制度和經濟壓力。(註5) 然而，當時仍然是19世紀。
伊拉諾凡（Elangovan）的舞台劇《中介》（Oodaadi），闡述了坦米爾社群的種性制度和經濟不均的窘境，以及導致他們處於貧窮和被剝奪的社會結構。(註6) 《中介》用了很真實的對話和犀利的歷史觀點，持續成為當時很重要的社會記錄。
巴拉尼維魯（Palanivelu）在1947年的詩歌〈馬來亞的印度國〉（Malayavil Indiar Nilai），簡明地捕捉了坦米爾工人如何被騙來，而他們對該區所帶來的經濟功勞又如何被社會遺忘：
காட்டினையே களைந்திட்டோம் பள்ளந்தூர்த்தோம்
கழனிகளில் தானியங்கள் விளையச் செய்தோம்
தோட்டத்தில் மரம்வெட்டி ரப்பர் சேர்த்தோம்
தோண்டி எடுத்தோம் ஈயம் ‘துரைமார்’ கட்கே
போட்ட முதலைப் பெருக்கும் சொக்கத் தங்கம்
பூரிப்பால் அவர் கொழுக்க நாமும் தேய்ந்தோம்!我們清空了森林，填補了空洞
我們在田野中種了糧食
我們敲打樹幹然後蒐集橡膠
我們為英國主人挖了錫
以及讓他們積財的金子
他們以喜樂發胖，我們卻在消逝
喔，勞工們的鼓！宣告這真相
讓全世界都知道。(註7)
新加坡坦米爾穆斯林社群，也在新加坡坦米爾文學以及早期新加坡馬來文學的發展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註8) 研究者N．巴拉巴斯卡蘭（N Balabaskaran）注意到這點的同時，也表示從1875年到1941年約有40本坦米爾文印刷品在新加坡發行。(註9) 馬乎度姆．塞哺（Mahudoom Saiboo）是早期新加坡第一份坦米爾文報紙的關鍵人物 (註10)，包含《獅子報》（Singai Varthamaani’，1875）、《國家姐妹》（Thanghai Nesan）和《獅子國》（Singai Nesan）。同時，他也擁有地諾達亞印刷廠（Deenodhaya Publications），印製了許多早期新加坡的坦米爾書籍。
相較於其他坦米爾族群，直到1930年代，坦米爾穆斯林社群用宗教和坦米爾文來保護他們獨特的文化和身份。在1940年前在新加坡發行的坦米爾文書籍可以略略得知，有13件作品皆是坦米爾穆斯林詩人所寫的宗教主題作品 (註11)，包含新加坡現存最早的坦米爾作品：那古爾．穆罕穆德．阿布督爾．卡滴魯．普拉瓦爾（Nagoor Muhammad Abdul Kathiru Pulavar）1872年出版的〈Munajaath Thiraththu〉(註12)。
1930年活躍的坦米爾改革運動，積極培育出與宗教不同的坦米爾身份。這種社會氛圍可以透過筆名為西奈．穆基蘭（Singai Migulan）的坦米爾詩人A．阿布督爾．拉曼（A Abdul Rahman）的作品看出。他的作品如1939年的〈坦米爾光之歌〉（Tamil Oli Geetham）和1940年的〈德拉維達之歌〉（Dravida Mani Geetham）展示以坦米爾改革者為角度的民族意識運動 (註13)。
相較於其他東南亞地區的坦米爾人，新加坡的切蒂亞爾人並沒有土地擁有權或積極與土地相連互動。他們傾向私人理財和生意起家。P．希納拉姆（P. Singaram）的小說《風暴中的帆船》（Puyalile Oru Thoni）和伊蘭迦南（Ilankannan）的短篇故事集《紅包》（Angpaw）和《智慧》（Samarthiyam）都描繪了許多切蒂亞爾人在新加坡所擁有的「店家」（Kittangis）的機能。(註14) 這些作品都述說了切蒂亞爾人為了賺錢而將新加坡視為他們暫居的地方。
切蒂亞爾人為坦米爾人的神祇—穆如干（Murugan）建造廟宇，將生活集中在廟宇周圍來表現他們對宗教的連結。切蒂亞爾人最早的坦米爾文學—〈檳城瀑布山下穆如干廟宇之詩〉（Penangu Thanneer Malai Vadivelar Peril Asiriyar Virutham）由穆督卡如潘．切蒂亞爾（Muthukkaruppan Chettiar’s）創作，是馬來亞最早的坦米爾文學作品，自然也都是以宗教為中心。(註15)
新加坡斯里蘭卡坦米爾文學也像當今散居的斯里蘭卡坦米爾人面臨一樣的問題，如：對故鄉的思念，以及對後代的文化和身份交代，C．N．撒達希瓦．潘迪達爾（C N Sadasiva Panditar）曾經在1880年代發行詩集，作品包含《關於瓦奈城之詩》（Vannai Anthathi）、《瓦奈城裡的歐恩查爾之歌》（Vannai Nagar Oonjal）和《關於新加坡城之詩》（Singai Nagar Anthathi），除了講述自己家鄉的主要特點、與土地之間的關係，也描述新加坡登路上的丹達烏他帕尼廟。
K．多米尼加（K Domionic）在1936年的小說《美麗與喜樂之花》（Azhagananda Pushpam），發行於新加坡維多利亞出版社，講述一群堅持傳統習俗的人和那些現代化、西化的人之間的爭執。多數的作品也關注斯里蘭卡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坦米爾人如何失去他們與母語的連結。那達拉查．塞爾瓦拉查（Nadaraja Selvaraja）也在作品〈參考書目〉（Nooltheththam）中強調坦米爾文和印度濕婆教顯示其高人一等的階級。(註16)
統一的坦米爾身份認同
除了20世紀初少數的作品，1939年前所發行的坦米爾文書籍皆與宗教相關。依照柯提．悌魯穆魯加難達母（Kotti Thirumuruganandam）(註17)，這包含13本伊斯蘭教和19本印度教書籍。這些書籍源自於斯里蘭卡印度濕婆教的學者阿魯穆嘎．那亞拉爾（Arumuga Nayalar），結合坦米爾文與印度濕婆教的宗教，以反抗1843殖民者帶來基督教宣教士的成果。也因為這個運動，早期新加坡的坦米爾印刷物促進了宗教和語言的統一。
然而，兩個新的社會發展趨勢，幫助坦米爾文學從先前的宗教認同轉為以語言認同作為坦米爾社群的關鍵身份。其一是，20世紀初在坦米爾納得邦（Tamil Nadu）獲得支持的民族主義。其次是，坦米爾文出版業在19世紀末的崛起，激發了許多坦米爾文書籍（舊作或新作）和報紙的迅速發展。這些發展對於坦米爾人的身份認同更有共鳴，證明了比起政治運動口號來的更成功。除此之外，這些運動都為坦米爾的身份認同、文化和歷史提供另一套更吸引人的世界觀，比起承襲印度身份認同的基準—梵文吠陀經有個鮮明的對比。這些運動的衝擊都可以在馬來亞和新加坡感受到，也啟發了改革家的作品特性，如：A．C．蘇霹亞（A C Suppiah）、S．S．金納巴納爾（S S Chinnappanaar）、G．撒蘭加巴尼（G Saragapany）和M．K．巴魯迪恩（M K Bahruddin）。坦米爾獨特的自我意識感強化了當地新加坡坦米爾社群，也間接催化新加坡坦米爾文學的成長。
德拉維達思想（Dravidian Thought）提醒新加坡坦米爾文學的獨特之處
德拉維達運動的創辦人和思想家E．V．拉瑪撒米（E V Ramasamy）透過其作品，為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勞工增添了許多動力。被其跟隨者稱之為「偉大的」（Periyar），他大量書寫和言述有關自我尊重、廢除種姓制度和迷信的宗教習俗。
蘇霹亞和撒蘭加巴尼在1934年的新加坡成立坦米爾改革議會（Tamils’ Reform Council），傾向於拉瑪撒米的思想。兩位男士和他的同事都很有效的幫助那些仍然由於出生地、種姓和階級而被迫劃分的坦米爾移民。他們創辦的刊物，《進度》（Munnettram）和《坦米爾之鼓》（Tamil Murasu）成為新加坡和馬來亞坦米爾改革運動的宣傳品。這些宣傳品中的文學作品都反映了德拉維達的信念。作品專注於理想主義的元素，包含寡婦再婚、種姓制度的廢除以及坦米爾文的保護和提升社會福利，也是對新加坡息息相關的進步政策。
撒蘭加巴尼在1930年到1970年代的馬來亞和新加坡積極的宣傳德拉維達思想。他成立「坦米爾日」（Tamilar Thirunaal）來慶祝1950年代坦米爾社群的統一。透過這些慶典和《坦米爾之鼓》，撒蘭加巴尼為新加坡的坦米爾文學的成長，奠定了一條以單一語言為身份認同的坦米爾統一社群的路線。
波羅多與印度人的身份認同
在1930年到1940年間，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德拉維達運動正火熱時，印度的獨立運動也獲得許多動力。爭取獨立期間的印度將印度（或稱婆羅多）視為獨特的民族國家。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坦米爾逐漸地也將自己視為不同的坦米爾群體，選擇頌揚和效法德拉維達詩人，特別是巴拉蒂達山（Bharathidasan）。一些新加坡詩人將巴拉蒂達山視為文學模範，包含資深詩人巴拉尼維魯。
然而，有趣的是，即便是強力支持德拉維達思想的人，像是撒蘭加巴尼，還是參加了蘇巴斯．詹德拉．鮑斯（Subash Chandra Bose）在新加坡創辦的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簡稱INA）的集會—「印度萬歲」（Jai Hind）—與日軍聯合推翻殖民印度的大英帝國。
伊朗迦南（Ilangkannan）的小說《晨曦之花》（Vaigarai Pookkal）(註18)，捕捉到新加坡坦米爾人在當時所面臨的思想和身份認同之間的窘境。故事主角原本對被英國殖民老闆僱用而感到自豪，但同時又公開支持印度獨立運動。這些主角都在家裡掛著蘇巴斯．詹德拉．鮑斯的畫像，卻也頌揚甘地對非暴力抗爭的堅持。終究他們參與了鮑斯的印度國民軍。這部小說清楚地表現坦米爾人依照社會和政治的勢力而轉移身份認同。
國籍的兩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馬來亞和新加坡興起民族主義情緒。不同種族的人都對英國的戰敗震驚，也對戰爭感到恐懼。彷彿是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裡的論述，不同種族一起經歷痛苦時往往會帶來一絲新生的國族意識。然而，坦米爾人並無法那麼輕易地就接受新加坡成為新的家園，而選擇回去坦米爾納德邦。(註19) 部份坦米爾文作品像是伊朗迦南的《思想的紋路》（Ninaivugalin Kolangal）和S．V．珊穆加姆（S V Shanmugam）的《新加坡新郎》（Singapore Mappillai）都講述了移民渴望能維持家族關係而嫁娶印度來的女孩。
當印度在1947年獨立時，撒蘭加巴尼企圖說服坦米爾人爭取英屬馬來亞的國籍，並向有意願者提供免費的申請協助。然而，許多人卻擔心獲得國籍後無法回到印度。戰後的新加坡面臨的高失業率、貪污和貧困，也讓他們產生疑慮。M．K．古魯撒米短篇小說〈生活在哪裡？〉（Vaazvu Enge）、穆魯加達山（Murugadasan）的長篇詩〈合流〉（Sangamam）和阿瑪拉他珊（Amallathaasan）的〈坦米拉維爾，坦米爾的領袖〉（Tamilavel, the Leader of Tamils）討論著這種困境，以及做不出選擇所帶來的挑戰。
政治變天
1955年更改的憲法生效後，提供普選制度。結果，原本那些影響力的來源，也就是受英國教育、又非坦米爾族的印度人菁英，轉移到可以直接影響一般坦米爾人的坦米爾改革派。人民行動黨積極發起一個新興、統一的民族認同。坦米爾代表理事會和新加坡德拉維達進步黨（DMK）發起了多項支持人民行動黨的運動。(註20) 也因為如此，成就了日後人民行動黨將坦米爾文列入新加坡的官方語言。
即便當地的坦米爾社群在1950年代就積極的參與新加坡政治，除了伊拉諾凡的詩歌和舞台劇，大多數的坦米爾文學作品並沒有說出少數族群因為政治變天所要面臨的壓力。同時，坦米爾作品在這裡關注的是有關國家的議題和挑戰。新加坡坦米爾作家以詩歌和故事來反對印尼當時的「對抗」（Konfrontasi）政策。A．烏拉甘塔恩（A Ultaganthan）在《坦米爾花日報》（Tamil Malar）中寫下〈新戰爭之歌〉（Puthiya Por Parani）。J．M．撒里（J M Sali）、馬拉巴爾．辜馬爾（Malabar Kumar），或稱辜馬蘭（Kumaran）、R．巴魯撒米（R Balusamy）和撒巴．拉馬克里師南（Saba Ramakrishnan）一起在《坦米爾之鼓》日報中共同發表了以對抗為背景的中篇小說〈地平線〉（Thoduvaanam）。
新興國家中的新挑戰
獨立的新加坡不斷強化政府機構，花費心力讓新加坡脫離第三世界的身份。獨立後的新加坡在經濟、社會、教育、房屋和文化政策上，都嚴峻的影響著1965年後坦米爾文學的形式、主題和風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獨立後到1990年代前，坦米爾作家浮現次數相對減少。
P．克里斯拿（P Krishna）在他歷久不衰的廣播節目「組屋屋主，阿拿撒米」（Adukkuveetu Annasamy）中 (註21)，記錄了新房屋政策為新加坡坦米爾人帶來的衝擊。在伊朗迦南的小說《記憶的形狀》（Ninaiyugalin Kolangal）中，描述了新加坡人如何從關係緊密的村落移居至高樓大廈。比起懷舊，這些作品反而提倡生活在一個更好更乾淨的環境裡面。
坦米爾家庭文化也因為許多女性開始進入職場而改變。直到如今，許多新加坡坦米爾人討論著「女性外出工作」的衝擊，對育兒和老人帶來的改變，以及因為「女性不在家」而導致的道德淪喪。
尋求社會流動性
坦米爾社群中的種姓和階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歸類在單一的坦米爾身份認同之下，於是在獨立後的新加坡又浮出表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坦米爾勞工在這裡開始強調教育，這是在新加坡這樣的菁英社會中提升社會經濟發展的途徑。R．加拿畢染（R Kannabiran）的《吉普賽》（Nadodigal）環繞於掏糞工的兒子為了斬斷他的階級制度而在學業上努力。但最終因為發現在新加坡坦米爾社群永遠無法拔除其階級而遠走澳洲。在戈韋恩達撒米（Govindasamy）的短篇故事，〈估價〉（Mathippeedugal），一個囚犯的後代，在新加坡尋找新的身份和尊重。這個時期的作家，包含伊朗迦南、戈韋恩達撒米、加拿畢染、P．孫達拉拉酋（P Sundararaju）和M．R．辜魯撒米（M R Gurusamy），開始在作品上反映出勞工階級的坦米爾人的心願和所面臨的壓力。這些作品將經濟差異視為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並利用日常情況來突顯坦米爾社群隱藏的權力架構。
在伊朗迦南的短篇故事〈炒麵〉（Mee Goreng），主角穆圖．馬來卡爾（Muthu Maraikkar）是個想要透過兒子的教育來爭取社會流動性的攤販主。(註22) 在孫達拉拉酋的短篇小說〈小孩〉（Kuzhandhai）中，一個領時薪的園丁穆魯甘（Murugan），與一名被坦米爾家庭收養的華人女子結婚，只是為了想確保小孩的皮膚不會像他一樣黑。(註23)
英文對坦米爾作品的衝擊
新加坡仍然使用英文作為工作上的語言，以增強國家經濟前景、競爭力，並且也作為與不同種族之間的溝通方式。英文壓倒性地佔據多種語言的公共領域，逐漸成為各個種族的主要語言。在英文的猛烈衝擊之下，上層階級的坦米爾族群比起其他人更容易脫離坦米爾語言和文化圈。一些作家再次將其作為作品主題，感嘆文化的衰退和討論如何復興。一些作品像是巴拉南（Paranan）的〈坦米爾啦〉（Tamil-lah）、迦南比藍（Kannapiran）的〈生活〉（Vaazhvu）和堂加拉散（Thangarasan）的許多詩歌，都講述新加坡衰退的坦米爾語言和文化傳承的流失。坦米爾作家將這件事視為社群的敗筆，他們並未對母語教育改革在新加坡坦米爾文化與文學的影響有充份的討論。
新加坡坦米爾文學再起
1970中期，透過新一代人的努力，出現了一波對語言和文化感興趣的風潮。帶領的先鋒有A．維拉馬尼（A. Veeramani）、N．戈韋恩達撒米（N. Govindasamy），以及坦米爾代表議會主席G．坎達撒米（G. Kandasamy）。風潮引發「新加坡坦米爾文學」的覺醒並滲透於社群的意識中。同時也不能忽略前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主席兼前新加坡總統，C．V．蒂凡那（CV Devan Nair）在1980年建立的坦米爾語言和文化協會。
1975年，印度坦米爾傑出作家阿基蘭（Akilan）的造訪，為文學社群注入新活力。(註24) 他的造訪也造就了新加坡大學坦米爾語文社（Tamil Language Society）、新加坡坦米爾作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Tamil Writers）及促進文學批判和討論的「文學論壇」（Ilakkiya Kalam）的設立。才剛起步的坦米爾語文社透過期刊研究和1977年首度舉辦的坦米爾語言和文學研討會而活躍起來。(註25) 當時出版的某些期刊，特別是戈韋恩達撒米，是新加坡坦米爾文學首度被研究的作品。1977年首辦的坦米爾語言和文學研討會，蒂凡那，也是全國職工總會主席以及對人民行動黨影響極深的政治領袖，在致詞中講述了坦米爾人在新加坡的重要性。(註26)
新血
這些發展直到1990年，帶來了提升的寫作動力。新興的作家如伊拉果凡（Elangovan）、烏督曼．加尼（Udhuman Ghani）、曼尼瓦南（Manivannan）、R．班迪亞恩（R Pandiyan）和T．杜來拉九（T Durairajoo），都浮出檯面並亮出好成績。1980年後期，人們從原本整合成單一的國族意識轉向了新的敘事方向，著重於新加坡各族群充滿活力的文化，是獨特的新加坡認同的重要部份。政治領袖開始投入注意力和資源，以豐富國家的文化和藝術。這讓許多機構支持坦米爾文學的發展，並從中找尋新興作家。
在1990年，為了慶祝新加坡獨立25週年，由新加坡作者撰寫的25本坦米爾文書籍在印度文化月發行。其中包含了新作家的詩集和短篇小說。同時間也舉行了寫作比賽，由教育部和資深坦米爾文教師選出優秀作品，並彙集成兩本短篇故事集。
1991年成立的國家藝術理事會，旨在創造有活力的文化環境，並成立了藝術中心及圖書館，這意味著更多由官方支持的文學發展。坦米爾作家和他們的作品紛紛進入主流平臺，像是文學期刊《獅子》（Singa），以及當時的新加坡作家週和SPH／NAC國家短篇故事比賽，這些後來都分別發展為新加坡作家節（Singapore Writers Festival）和金點獎（Golden Point Award）。
但是，這些努力並未完全達到預期的效果，大多數新興作家沒有持續進行創作。即便政府提升了對語言、文學和文化的支持，但社會經濟壓力卻造就對成功的偏狹定義。年輕的新加坡坦米爾人很少能靠寫作來賺錢維生。
移民政策和坦米爾文學的成長
新加坡政府在1990年開始引進各國人才來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註27) 除此之外，這些外國人也積極地提升了新加坡的藝術市場。即便一些資深的作家，如卡馬拉黛維．阿拉維恩丹（Kamaladevi Aravindan）和西奈．坦米爾賽爾瓦姆（Singai Tamilselvam）創作不斷，但到了1990年後期開始，大多數作家都減緩了他們的文學活動。這時，新的坦米爾移民者作家像是因德拉吉特（Indrajit）、吉特拉．拉美斯（Chitra Ramesh）、查亞恩帝．三卡爾（Jayanthi Sankar）、披吉尼卡督．伊朗果（Pichinikkadu Elango）、尼波里安（Nepolian）和馬大尼（Mathangi），廣泛地度的在報紙、雜誌、網路上寫作，並且還出版書籍。
歸功於坦米爾新移民，新加坡坦米爾作家組織裡的卡維．馬來（Kavi Malai）、坦家民（Thangameen）和瓦撒加爾．瓦塔姆（Vasagar Vattam），率先提倡閱讀和帶領新作家的活動，促成了許多新坦米爾文學作品的累積。沙拿瓦斯（Shanavas）、阿扎古尼拉（Azhagunila）、M K古馬爾（M K Kumar）、N．V．維撒亞巴哈拉蒂（N V Visayabaharathi）、尤瑟夫．拉猶他爾．拉吉德（Yusoff Rayuthar Rajeed）、蘭姆．詹德爾（Ram Chander）、希瓦南他姆．尼拉坎丹（Sivanantham Neelakandan）等都成為新一代新加坡坦米爾文作家。這些作家使用他們對現代坦米爾文學的知識，以網際網路跟全球的坦米爾社群連結，用作家間的交流來擴展讀者。但這些作家習慣生活於母國所給予的寬廣空間，把新加坡處處是限制的生活視為挑戰，並將此作為創作主題。在一些特例之外，他們著重在獨居老人、外籍營建工和家務工，用以描繪出「新加坡性」（Singaporeanness）。同時，這些作家也為新加坡坦米爾文學創造了全球讀者，持續發展不受土地束縛的坦米爾文學。
在這麼多新作家中，有少數更年輕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新加坡坦米爾人也開始創作。蘇里亞利特納（Suriyarethna）和希督拉查．彭拉查（Sithuraj Ponraj）分別透過作品《蛇梯棋》（Paramapatham, 2014）和《不變》（Maariligal, 2016）探討隱匿又複雜的新加坡坦米爾社群。他們的作品都討論著次文化中的黑道、印度酒吧、新加坡中年人面臨的窘境、當今的人際關係和衍生出的問題。(註28)
此外，新一代充滿熱血的年輕人也站在文學創作的起點上參與文學活動。這一批年輕人再次對坦米爾語和文學感到興趣，部份出於對語言的文化認同。另一個因素是，意識到這些參與，可以累積社會和文化資本。政府和各單位資助的活動，如：國家圖書館管理局、國家藝術委員會和坦米爾語言議會都為這種改變帶來貢獻。
在百年紀念之際
坦米爾人在過去移居到新加坡尋求生存時，寫作只是與母國連結的一條細絲。定居後，坦米爾語言和文學成為不同群體的坦米爾人進行社會整合的有用工具。而新一代的坦米爾人，坦米爾語文更給予他們獨特的身份認同。今天，坦米爾語文已經演變成連結過去和現今移民者的橋樑。
2017年五月，總理李顯龍在新加坡中國文化中心的開幕典禮上說到，不同種族的新加坡人，是我們自信的源頭，也為新加坡帶來獨特性。(註29) 而建立這樣獨特的身份認同，是新加坡的力量與挑戰。儘管文學可以為遠離其文化故鄉的社群建立歸屬感，以及在尋找身份認同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必須以自我身份與其他種族相融合。求同存異是個不容易的挑戰。新加坡的坦米爾文學試圖在其文學慣常缺乏與傳統地景的連結，而且語言幾乎沒有經濟效益的環境中，尋找一種新的路徑，來描述坦米爾人的生活方式。如果坦米爾人能弄清楚這土地匱乏的城市生活所擁有的複雜性，新加坡坦米爾文學將會往下一個階段發展。
卡娜加拉塔，簡稱拉塔（Kanagalatha，Latha），作家，新加坡詩歌節（Poetry Festival Singapore）創辦人，她目前也是新加坡坦米爾文日報《坦米爾穆拉蘇》（Tamil Murasu）的副主編。她出版過三本坦米爾文詩集《火域》（Firespace, 2003）、《蛇林中的螺旋松》（A Screwpine in Snakeforest, 2004）、《無人的沙漠》（No man’s desert, 2016）。2007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我謀殺的女人》（Women I Murder），曾於隔年獲得新加坡文學雙年獎。2014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客廳裡的女神》（The Goddess in the Living Room）的英文譯本。她的詩歌與短篇小說作品，多次收錄在新加坡的多語文選集，以及印度、馬來西亞、法國與斯里蘭卡的坦米爾文學期刊。她的作品曾被翻譯為英文、法文與德文。她亦有編輯作品《奶奶和爺爺的來信》（Letters from grandma and grandpa）、《G. Sarangapany的文學遺產》（G. Sarangapany’s Literary Leag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