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e
跟孟加拉一樣，尼泊爾趕在疫情爆發前就先封了城。當偏遠鄉區的人們連新冠病毒都還沒聽說過的時候，當局便全國實施預防性封鎖，始於3月24日，離公告不到一天的時間，村村城城就得進入禁錮狀態。
封鎖政策嚴格實施。警察站在主要道路上嚴密把守，所有觀光活動中止，展覽取消、空間關閉，演出跟眾集解散。街道安靜得跟多數西方觀光客回家團聚的新年夜一樣。
封鎖政策曾在七月解封，但因為鬆綁後的病例暴增，加薩滿都谷地再度回到封城狀態一個月。前前後後斷斷續續的封城就耗上了半年，至少6個月沒有任何收入的藝術家痛苦至極。年輕藝術家Binaya說：「我們的空間已經倒了，我原本的教學工作全部停擺。朋友們與我都為了生存努力掙扎，但還是盡可能互相幫忙，共享食物、有時幫忙一點錢。」他和朋友一起努力找案子，最終撐過去了，還學了些新技術─如何跟普羅大眾商討藝術的技巧。
封鎖期間，無數的跨國線上展覽、線上研討會在網路上發生，多少讓藝術家感覺自己的存在，確認自己仍在藝術世界中。但可怕的社交距離殘害眾人的精神健康，實在是不上街不行，人需要用肌膚感覺實體的空間，用感官而非想像體察周遭世界。抓一件外套、掛上口罩，必須上街，必須見到實際的人。
混亂散策
封城後，沒有空氣汙染、沒有觀光客的加薩滿都變得更加可愛，擁塞交通與紛擾噪音全都暫停，只需一小時就能從塔米爾（Thamel）走到帕坦（Patan），還能首次瞭望兩百公里遠的珠穆朗瑪峰（Mt. Everest），夢幻極了。
帕坦（或稱勒利德布爾 Lalitpur）位於加薩滿都南方，通常被認為比加薩滿都更具有藝術氣息和寧靜氛圍。
一個警察就站在街角盤查每個用路人…但沒關係，整座城市是一個大迷宮，由bahas（廟院）跟老街區組成，再讓狹小的巷弄串連。趁警察發楞，走去對巷穿過那塊房舍的院子，到另一條小路，再從小巷走上另一條老街。當作個小冒險，輕鬆躲避訊問。
有時，散策期間會遇上一些抗爭，一開始大多是抗議政府的防疫對策。都怪政府政策曖昧不明、反覆猶豫，沒有配套措施，把自己公民擋在國界之外，只能在印度疆界上搭棚裸居。除了政治之外，也曾碰上一些對性侵案飆升的抗議、對低種姓不公不義的發聲。這一年來，警察為這些抗爭動用過幾次催淚瓦斯和水車。
五幅壁畫
對很多人來說，加薩滿都是一塊魔幻之地，眾多世界遺產散落在尋常小道上，北面覆雪的聖山聳立俯望山城，還有歷史的嬉皮文化鑿下的痕跡，更別說國際登山客、背包客、NGO工作者帶來的東西南北文化交融的生活風格。作為一個女人，你仍可在此城穿牛仔短褲，露出臂膀親吻微風，在街上玩滑板，沒有人因為你的性別而盯著你不放。而你那蒙古人種的臉龐，則可以在表面層次上融入當地，避免被視為行走錢包的疏離。最棒的是，在這裡，藝術家可以在公共場合繪製人物形象，要畫多少就畫多少，不用擔心連傳統繪畫都會遭到基本教義派攻擊的恐懼。
加薩滿都谷地的牆上，街頭藝術隨處可見，街頭藝術也是藝術家在前進入畫廊前的一種策略，或者棲居之處，甚至發展出另一支有力的表現形式與社群，(註1) 成為一種公共畫廊。儘管尼泊爾11世紀就有宗教壁畫的歷史，1990年代共產毛派勢力盛大之際也有很多政治壁畫，(註2) 但現今城市裡的街頭藝術，主要還是受到西方的影響，2008年Space Invader的塗鴉可能是西方意義的街頭藝術濫觴之一，(註3) 後也有個別知名塗鴉藝術家來尼泊爾，與在地藝術家合作製圖。2011年Artudio辦了「We make the nation」，2012年多個組織共辦了第一次「Kolor Kathmandu」，為城市引入海內外街頭藝術家，一年內在城裡繪製了75幅街頭壁畫（至今有多數仍存），2012年起Artlab進行的Prasad Project，在尼泊爾各都牆上為地方著名人物留下畫像的認同計畫，也為街頭藝術注入了在地影響力。當然，這得力於當局尚未對街頭繪畫制定什麼可怕的法規。
受壓迫者站起來（Dalit Lives Matter Nepal）！
仲夏之際，走近Lalitpur工程學院，一些藝術家聚集在馬路旁邊製作幾幅壁畫。最大的一幅是由八個人物畫像組成，他們身上的黑色衣著重複寫著「Not Forgetten」及尼泊爾語，中間三個大拳頭下有一個對抗警察的達利特女人被摘了半身衣服，兩邊角落有達利特領導人Mithai Devi Bishwakarma、一個小女孩手持標語「राष्ट्रका सम्पूर्ण दलित एक हौ」（全國達利特〔種姓制度裡的「賤民」階層〕團結起來！），取自近期的抗爭影像，而底部全是來自檔案庫的人手與標語剪影。這八個人物全是近期遭受種姓仇恨謀殺的受難者，(註4) 肅穆如墓誌銘的矗立，要人們不要忘記他們的死，他們的正義仍在等候。
封城期間的五月天，尼泊爾發生了一系列令人震驚的殺害事件，一名12歲的達利特女孩Angira Pasi被迫與強姦她的男人成婚後被吊死；另一個男孩Nabaraj BK因為與較高種姓的女孩戀愛成婚，和其他五個朋友被殘酷毆死後棄屍於河。這些事件幾乎與美國George Floyd之死同期發生，駭人的殺戮引發眾人開始推動「Dalit Lives Matter」（DLM）運動，在印度教興盛的南亞、部份東南亞地區揭竿而起。尼泊爾DLM運動另外與藝文社群Kaalo.101合作「Paint the Revolution」，在封城期間透過壁畫，在社群媒體上成功引起話題，向當局施壓。
尼泊爾DLM運動籌劃主力之一的Bridhika Senchury說：「我們思考的是，如何在封城期間發聲、引發關注？尤其當時很多運動同時發生，我們怎麼運用媒體展開對話？藝術有很強的溝通能力，可以把我們的抗爭革命化、發聲，教育大眾。」
但要根除盛行數百年甚至千年的種姓制度何其困難，種姓歧視和仇恨暴力仍發生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就業、住房、婚姻、性自主權、法治、醫療權、移動自由⋯。Bridhika也說：「我們的目標是透過這個革命，去除達利特的污名，要讓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被看到。」
呼喚眾藝術家詮釋達利特運動的Kaalo.101(註5) 創辦人之一、本身是學者及社運者的Helena Asha Knox則在社群媒體上寫道：
厭倦了老是把「Dalit」描繪為種姓制度受害者的悲慘故事，我們用壁畫對抗種姓歧視、賤民、暴力和系統性壓迫。受尼泊爾DLM的啟發，我們想以反敘事去描繪—增權達利特，描繪他們的力量、抵抗、復原力—下一場達利特運動的革命。
因此，另幾幅壁畫主題則以達利特的職業認同為主題。因為在尼泊爾，對種姓的歧視也來自於職業歧視。為了讓被視為低種姓的工作被看到、產生認可，藝術家在牆上繪製了一雙縫紉的手，還有彈奏傳統樂器的樂師。壁畫上一句巨大的問句：「जातको मिटर के？」（規定種姓的尺度為何？），質問來往者種姓到底憑什麼。
屋頂上的Underground
離開圍牆，繼續往中央動物園的方向走，沿街的咖啡廳、書店都沒開，醫院也幾乎空蕩蕩。在這個所有活動規模變小，街道和社群都像孤島一樣被隔離，連結婚儀式也僅限少數親屬的時代，人類似乎都回到了古老的部落生活。活在一個小圈子中，狗皮倒灶的問題可能少一些，彼此的繫絆可能更緊密，但觀點也可能跟著失去多樣性，對立各方不再相見，沒有衝突的可能，也少了對話的機會。
在高牆與花園的夾縫間，有一條通往五樓屋頂的樓梯，飛離加薩滿都的飛機直接從這片天空飛過，遠方有一道樹叢，運氣好的話偶爾會聽到不知是猴子還是獅子在打呵欠的聲音。一個由Amurtariti（Anil Subba）策畫，與老友Ram Maharjan、被困在加薩滿都的比利時人Cinzia，交互合作的地下展演，在半封鎖的12月初冬。展場本來就是藝術家的個人住屋，每日下午四點開放，直到最後一的人離開，收拾睡覺，或要在這裡過夜也行。小小的房間跟頂樓陽台，展示著幾個人在封城期間，利用周遭材料所做的創作與對話，廢棄輪胎、電線、繩索、木工殘料、玩具、一點拼貼，還有很多由隨來隨去的觀眾參與的 jam sessions。
由於政府仍禁止劇院藝廊營運，展演幾乎沒有宣傳，只透過個人IG、臉書發限時動態，剩下的都由朋友圈口耳相傳。「我對那些辦展覽的標準流程已經很懶了，我想就讓它維持地下。我也沒有很在乎疫情跟隔離，我只關心家人跟自己的事。」Amurtariti說。「這個房間作為一個流動盒子（Flux Box），規模不大、也不怎麼組織，就是微事件發生的微空間，創造一些漣漪。」
意外地，為期一週的事件，觀眾還不少。「第一天一些人來，第二天那些人的更多朋友來。他們好奇跟一般藝廊不一樣的藝術，想知道怎麼用聲音創造藝術。」那些觀眾有時拿起地上的奇怪樂器就彈了起來，聲流就這樣隨場開動。「我發現很多觀眾都在尋找更多另類方法來實踐藝術，年輕觀眾更對噪音感興趣。」Amurtariti說。
加薩滿都的另類場景持續在發生，觀眾也從展演中看到運用這些元素的可能性。在帕坦，Kaalo.101打開了包括地下元素的自由空間與群體力量，Amurtariti的長年關注的概念創作也或此受關注。「尼泊爾有很多可以共鳴的元素，更有趣的是一起創造自己的聲音文化。」未來呢？「我想要結合類似表演的東西，做一個關於詩的計劃。」Amurtariti說。
疫情至此，藝術學院的校園、MQ Gallery、Bikalpa Art Center、Siddhartha Gallery也開始有事情發生。慢慢地，加薩滿都谷地的空間藝廊又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