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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識潘台明的作品時，第一印象是，他總是透過遊戲化的方法把人聚集在一起，從輕鬆的關係中探討嚴肅卻帶黑色幽默的議題。他2011年展出〈Blue’s Game〉的新加坡Valentine Willie Fine Art，是位於丹戎巴葛區貨櫃集散碼頭旁邊的藝廊聚落。(註1) 潘台明說他過去是足球隊，最初是想要再次跟朋友一起踢球才做了這個作品。（另一方面也隱含對空間特質的挑逗）。〈Blue’s Game〉的設計是不對等的足球賽，就像是在跟朋友嬉戲時會互相捉弄。台明將這樣的情境轉換成足球賽的規則設計：球門大小不對等、其中一方的球門上用壓克力封著，而球員可以給裁判紅卡。表演踢球的人則是藝廊的工作人員及藏家，那天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林怡君（Esther Lin）：你過去的作品時常出現像公共人物的姿態，可能用手指著某地或者蹲著，但他們的臉部一片漆黑、好像被刻意移除了。例如在《We Project》計劃中，人物的形象被貼在各展牆上，有時指向其他作品、有時指向虛空，像是不斷擴展邊界的壁紙，同時讓人想到隨機貼在公共空間中的廣告貼紙。可否請你聊聊這組形象的創作緣由？它如何延續在日後的創作中？
潘台明（Phuan Thai-meng）：這組形象最早出現在〈Pose〉系列中，在後續的〈One – We are Different but Same〉(註2)、〈Action〉系列的五件繪畫都可見其身影 (註3)。在2010年《The WE Project》個展中，「它們」被製作成貼紙，像是壁紙一樣貼在展覽空間裡。這些貼紙上的人物都是我從報紙上找到的在馬來西亞政治人物。馬來西亞政黨需要經營「服務人民」的形象，政治人物對民眾投訴的民生問題（如房屋漏水、修馬路或其他小事）都十分積極處理，並且會帶大批媒體去拍攝「服務」成果，刊登在報紙上宣傳政績，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最廉價的曝光方式。因此我蒐集這類報導影像，再用電腦去除可被辨識的特徵（如五官、表情、服裝黨徽等），藉此夷平他們的「身分」象徵，希望這些人物是在沒有身分資本象徵、不帶政黨角度的狀態下被辨識。
林：另一件作品〈I SEE(C) Project〉2017）製造了不同的非典型的身分證，上頭的大頭照有的背對畫面、有的使用顏文字，還有放Youtbe連結等。這個計劃似乎也是關於身分認同與國家邊界，並創造一個重新想像身分的空間？
潘：一般馬來西亞公民的身分證上除了照片、身分證號碼、出生日期和出生地，還包含關於信仰的資訊 (註4)。這個關於「身分證」的計畫一開始是想到跟朋友和家人的關係才想要做，希望不只是產出作品，也能創造另一層關係。我18歲從馬來西亞柔佛州 (註5) 搬到吉隆坡，住了20幾年，發現自己開始不認識家鄉的模樣。我因此聯想到小時候在馬來西亞，後來到國外生活的馬來西亞人，他們怎樣想像自己與自己家鄉的關係？我想是不是可以反過來，從問外面的人怎麼「回看」馬來西亞這地方開始。
過去馬來西亞身分證很難拿到，但每到大選，政府為了選票（有身分證可參加投票）便會鬆綁相關規定、大力分發身分證。在〈I SEE〉中我扮演官方的角色，讓參與者 (註6) 選擇必須填在身分證上的資訊，包括國籍、名字、頭像、生日、性別、出生地都可以自由選擇。我又加上「現在住的地方」和「以後想要住的地方」兩個必填項目。它是希望創造自由掌控的身分證。「身分證」跟國家、土地緊密聯繫，我希望透過這計畫讓參與者意識到「身分證」與「身分」這兩件事的連結並非必然，我們其實是可以賦予「身分證」不同的認知。
林：這兩件作品乍看下用幽默的手法，對政府、政治人物與人民現況重新檢視，更可能打開觀看者對於人民等於選民、地方等同治理之地、身分證等同選票的框架，以更純粹與普適性的視角去看待人與地方的關係及身分認同作用。
潘：要談人和地方就不得不談種族的問題。在我作品裡也不得不處理種族的議題。在某個地方，很多時候都是混雜性的，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人可能都是遷移來的。而文字、文化更是混合不同的東西。尤其以馬來文化來說，特別是文字一直借用外來的東西。到現在馬來西亞有很多文字也都是借用英文。(註7)
林：這次的駐站計畫〈旅人、路徑與地方〉有別於在馬來西亞創作，臺灣的環境對你的創作關注或方法，有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與變化？
潘：當我在思考自己與土地、地方的關係時，希望不論是作品參與者或觀看作品的人，都能回到自身所在的地方或土地的關懷上。我想丟出的提問是：「我們怎麼思考與詮釋，關於地方的交流、分享與相互學習；我們如何重新認識那片我們都自以為已經熟悉的地方？」因此〈旅人、路徑與地方〉計畫一開始是回到思考是從「地方內部」出發，就是我想要讓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人看「臺灣」這個地方。我的切入點是反過來的：希望不是藝術家透過研究講出事情，而是透過生活在臺灣的人講述出來，當然裡面勢必包含在地與異地者不同的視角與詮釋。在這個計畫裡，我透過身邊朋友徵求五位工作、生活在台北或新北的參與者，邀請他們以導覽的方式介紹自己眼中所認識與生活的地方。這些地點不會是旅遊書上必玩、必吃的景點，而是關於他們個人的生活經驗與記憶。這些參與者後來也不只是臺灣人，還有馬來西亞人、台馬混血，還有在國外工作一段時間返臺的臺灣人。
我來到臺灣第一年時，在與其他同儕互動與對話中，發現很多東西是滿開放的，但感覺有一個力量要把所有東西關進來，要往在地挖。往在地深挖並非問題，但如果當心態上是封閉的話，對話空間是小的，可能就有問題了。在創作中，我覺得需要有「對話」的元素是因為這樣可以更直接與在地觀眾（無論在創作或展示時）有所溝通、交流。只有這樣才可能創造一個臺灣人自己共同書寫出來的、一個對於臺灣的新局面。
林：〈旅人、路徑與地方〉包含了怎樣的旅程？其中有什麼預期與未預期的過程？
潘：起初我希望五個人能一起旅行，更能有雙向甚至多向的交流。但在與參與者對話時，其實只拿到了兩個人的行程路線。雖然說多數情況不是預先知道哪些地點，但對談起來還滿好的。其中一位參與者只給了我一間「髮廊」。而在交談過程中，又多給了我兩個地點，都是從即興的狀態去抓，也發現原來她是透過對環境清潔的要求和與人的連結得到歸屬、建立她自己所需的生活網絡與安全感。這些地點與路線都與他們高度相關。像是韋綸是給過去計畫的場所：大橋下，透過侵入空間的預設系統，在對一個空間進行挑釁的同時卻給予地方另一種可能性的提議。易萱的地點都是與食物有關，包含馬來西亞人和臺灣人的食物。可以發現她透過味覺記憶去劃分，但兩種食物兩個都是她認同的地方。修豪給的是同志釣人地點，在剛到台北時這些地點對他來說，是關於大城市和慾望的想像，從個人到公共的權力欲望；不一樣的是這些空間都與夜晚有關。嘉昇只給了一條腳踏車道，對他來說樸素的反差，慢慢觀察某個地方是最吸引他的。(註8)
林：每個人的感官生活經驗，好像真的可以建築化。
潘：是呀，記憶可以告訴你很多事情，其實是當事人沒有意識到的，也看到很多人生活的方法是不同的。
林：〈旅人、路徑與地方〉是透過不同的個人（參與者）所提出的「移動」與路徑，藉此構築出關於一個地方的認識、想像甚至是定義。在這個計畫中，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你希望創造的是什麼？
潘：我們需要在最親近裡面把東西看得很清楚，但也需要一段距離拉開；會馬上意識到怎麼這麼不熟悉。當需要重新討論「地方」這件事情時，首先必須要把距離拉開。在這個計畫裡，我覺得是那個「距離」，透過我開啟他們意識到自身記憶的起點。一開始我想像「移動」，是在想像「馬來西亞人」與國家的關係：比如馬來西亞人移到另一個城市或國家的語境下，單純以外地的馬來西亞人觀點回看，對照在地馬來西亞人對在地問題的觀點，同時也省思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立論點。而在這個問題意識不斷推進下，我開始留意到在這個問題上可能的盲點或視差。來到臺灣時，我更多想像是「移動」本身，「移動」似乎是牽動整個狀況的元素，不只是指涉物體的實體移動的部份，還涵括精神上或思維上的移動、流動或彈性的描述。我想的是，在地／地方的特質或詮釋普世認知一般在於「固態性」的狀態，而流動剛好與其概念產生衝突悖論。當然我們都知道，事實上地方有很多不同的詮釋，但我認為，比較可以肯定的狀態，卻是與一般認為的「固態性」相違。如果把國家的邊界抽掉，會看到什麼樣的結果？
所謂「抽掉邊界」並不是去掉邊界，而是「移動的邊界」的流動性狀態，這也是我所謂的liminality，一個能承載甚至是驅動這個混沌狀態的「轉運站」。在這個狀態下，東西／認知／個體與集體的思維框架／社會意識形態才可能產生鬆動的破口和重構的空間。因為對地方或空間的思考會更有彈性。我把自己丟在打亂的遊戲規則，去重新整理、想像、組裝它。我在2020年台北當代藝術館的展覽《生根？移動的邊界》，是對於未來的提問與想像，甚至是一種共同想像、建構那個未知的地方的架構的邀請。當我們把「移動」放進去時會亂掉，但也需要把它打破、創造鬆動的空間，才有辦法重新去整理東西。
林：你認為網路是如何改變我們對於「地方」的感受與想像？在網絡空間中，其實隨時隨地都可以去到我們想要去的地點、瀏覽我們的家鄉，甚至可以把家鄉的特質重新打造在新的空間中，那我們究竟要「回去哪裡」？
潘：在疫情下，我思考「移動、地方、人」很大一塊跟網絡有關。網絡讓我們改變對空間和距離的感知。的確在科技越來越發達時，我們可能改變對地方的認識和習慣，至少對於在外地工作的人來說，透過網路視訊的聯繫會減少想回去的想法。現實一切所有東西停擺時，就只剩下網路上能活動。〈旅人、路徑與地方〉中有一個Google Earth導覽介面，呈現五位參與者眼中的「雙北」，如果能發展到每個人能共同編輯，或許就是擴及對陌生人的想像；儘管並非是這麼親密的想像，但進入這樣的討論範圍會變大。
林：〈旅人、路徑與地方〉中，篩選參與者或篩選地點等皆涉及編輯行為，在當認識／顯影一個地方時，你怎麼看待編輯或參與者的「規模」？
潘：主要是要看目的。如果是接近的台北多數的共同觀點，那需要基數一定夠大，但我沒有想往這個方向。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擁有「多數」資訊的環境：像是Google、政府給出的資訊等就是大部份的聲音。如果說一個「多元性」的書寫，不見得需要多數，只需要不同的聲音。讓它們跟空間產生連結，差異反而是比統一它還更重要。直觀的來說，我們思考地方時很容易直覺反應，量要夠「多」才能反映真實性。但實際執行並不是，「多」應該是最平均、最符合大家的結果，但我並不是要這個。
林：〈旅人、路徑與地方〉的工作方法是什麼？對我來說，它似乎希望透過「移動」去跨越我們對於不同種族、移民等的距離感，也可以說其實是在處理人所在的哲學問題。它又希望生產出什麼樣的故事？
潘：我其實是想要把人放在「同個平台上」，不同族群的存在不需要被打破。重要的是如何把差異性放在同個平台上，進一步去彼此認同差異性。如果用現在「國家」觀念去看，「移動者」會是外來者。因此，怎麼把「人」跟「地方」連結，怎樣將「地方」用不一樣的方式規劃，勢必產生不同樣的結果。我認為必須從最根本、源頭的方式，從自己跟「地方」的關係開始挖掘，去思考怎樣建立自己與「地方」的關係—簡單來說就是「歸屬感」。「歸屬感」之於一個人及其故鄉來說是理所當然，因為很多記憶和故事，所以地方會變成家鄉、變成有歸屬的地方。我的想法是，可不可以有「第二個地方」？會不會有第二的像家鄉這樣的地方？一定是有的，但短時間不可能，必須長時間相處才會產生與建立有此「地方」的條件。
所謂的「故事」是，想像你離開一個地方十年後，它會剩下什麼？剩下一個對地方的記憶而已，變成沒有生活、只剩下記憶。新的故事、記憶甚至人物，會一直堆疊在新的地方。我或許是希望藉這樣的方式，去撇除那些國家條規的侷限，重新回頭思考人跟地方的關係的建立—起碼是從「個人」開始。現在，或許臺灣最大累積的是新住民與土地的關係，其他國家也有移民問題， 越來越都是亞洲各國要處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