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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與學者蔡林縉的對話中考慮了定居殖民結構的概念。試想，若定居殖民仍是進行式，那麼，當前應該也有一部隱而不顯的「定居殖民宣傳片」，並且將比歷史上的殖民宣傳更難識別。本次訪談圍繞著這部虛構的宣傳片展開，希望透過與蔡林縉的對談，了解這部未來宣傳片的內容。究竟，這部勾勒出臺灣當下徵狀的定居殖民宣傳片，其樣貌為何？
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為了尋找一部當下的定居殖民宣傳片，我們希望借助您的專業。特別是您在〈繪勘福爾摩沙：析論1950年代臺灣電影形構之定居殖民製圖學〉（2018）中，透過分析包括《南進臺灣》（1940）在內的一系列歷史上關於臺灣的宣傳片，提出它們背後的「殖民製圖學」。我們想先了解你在這篇文章的論點。
蔡林縉：很高興有這個分享與交流的機會。寫作這篇文章的背景是我當時正開始著手檢視定居殖民研究的相關理論—特別是澳洲的人類學家沃爾夫（Patrick Wolfe） 以及歷史學者韋拉契尼（Lorenzo Veracini）等理論家對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與古典殖民主義（classic colonialism）進行對比，以此聲稱定居殖民研究做為一個獨立的學門。〈繪勘福爾摩沙〉便成為某種檢驗方式：我以日本殖民時期的國策電影《南進臺灣》（1940），以及國民黨來台後，代表漢人定居者殖民視覺性的影像實踐—陳文泉的《美麗寶島》（1952）和白克的《黃帝子孫》（1956）—進行對照性的閱讀。簡言之，《南進臺灣》的古典殖民特徵和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將臺灣視為炎黃子孫天然家園的定居殖民製圖學最大的不同處就在於：《南進臺灣》並沒有打算宣稱臺灣作為一個海外殖民地，是所有日本人的永久家園，也就是說，深植於定居殖民主義中的居留意識，是其與古典殖民主義最顯著的區別。不過，定居殖民的治理模式也經常被不同型態的殖民者挪用來強化殖民支配，比如日本移民村的興建，就類似後來的定居殖民方案，這點我們之後再進一步分析。
《南進臺灣》的片尾段落體現了日本如何將臺灣視為南進的跳板。換句話說，其目的不在於將臺灣視為家園，或是確立他們在臺灣的永久存在，而比較是把臺灣當作帝國主義擴張的基地或中繼站。在這篇文章中，我主要是用定居殖民空間化的問題意識，來區分所謂的日本殖民製圖學跟漢人的定居殖民製圖學的差異。我必須說，所謂的古典殖民跟定居殖民在實際的殖民結構當中也經常是互相幫襯，彼此鞏固。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能夠看到定居殖民主義在時間性的議題。例如臺灣的特質是遭受連續殖民，而漢人的定居殖民狀況時常是包裹在不同的殖民體制之內並與之交織運作：從荷蘭人從中國引進漢人勞動力到臺灣開始，到鄭成功以臺灣作為根據地所建立的第一個漢人政權，這個歷史過程可算作是臺灣定居殖民史的某種開端。
後來，其定居殖民政權中間又被清帝國的殖民中斷。然而，作為滿人政權，清帝國的殖民其實也進一步深化和鞏固了臺灣的定居殖民結構—縱使各個時期的土地與移墾政策略有差異，漢人在其間不斷移入臺灣，並在清帝國統治下逐步佔有原住民土地。再來就是剛才說到的日本殖民統治及國民黨政府的定居殖民狀況。值得關注的是，陸續來台的好幾波漢人群體，彼此之間也沒有形成共同體，彼此也有很多衝突。我初步認為，這也是為什麼臺灣的定居殖民境況一直沒有被清晰地辨識出來，即在於不同的漢人定居者群體間的矛盾（不同時期的分類械鬥以及戰後的省籍衝突等等）經常掩蓋了漢人定居者對原住民族的壓迫結構，而漢人定居殖民政權建立的過程也始終伴隨著不同的國族想像、充滿異質性的族群張力與雜音，但這或許也構成了臺灣定居殖民歷史與結構的特殊性。
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殖民和定居殖民的區分仍是根植於具體的歷史場景。每個定居殖民地的境況也有所分別。比方說，盎格魯人在北美13洲，以及紐西蘭跟澳洲的殖民地維持得非常久，並且也順利脫離殖民宗主國建立了獨立的定居殖民政體（settler colonial polities），而這些地區白人與原住民族的定居殖民關係相對而言清晰可辨。臺灣的情況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50年並不足以讓日本殖民者成為臺灣的人口多數。但如果日本殖民臺灣的時間更長，也許全臺灣到處都是所謂的日本殖民村，而不僅僅限於花東等地區。那麼今天在臺灣的定居殖民者可能就不是漢人，而是由所謂的日本人。
您所描繪的定居殖民幻想，例如「炎黃子孫」的神話已經結案，殆無疑義。但如果要看到一部呈現臺灣當下徵狀的定居殖民宣傳片，它的思想線索內在於臺灣的當代定居殖民型構，且延續至今，那重點就會是當下仍延續的殖民建構。這樣來看的話，有沒有可能某些進步啟蒙的自由主義思想本身也延續了定居殖民的狀況？
蔡：臺灣歷史上幾波的自由主義思潮，包括日本殖民時期以臺灣文化協會為代表的去殖民實踐，以及國民黨政府遷台後，胡適、殷海光到雷震一脈的自由中國對白色恐怖統治的批判。事實上，歷史上這兩條自由主義脈絡，都跟定居殖民主義有關係。最顯而易見的是，兩次自由主義論述的立場，基本上都灣漢人知識分子為出發點，排除了原住民族知識分子的參與。在臺灣文化協會中，也許只看到賴和這樣的知識份子公開表達過原漢的平等關係。蔣渭水發展的論述有其去殖民的姿態。不過，這一線索也同時凝聚且鞏固了臺灣漢人的本土主義意識。
到了1950年代，自由中國一脈的自由主義，表面上雖然是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作了某種批判，但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講，其目的不在於去殖民—它沒有打算推翻國民黨政權—只是希望加速它的民主化。讓我們如此推想：假設1950年代的自由主義批判得到空前的成功，加速了國民黨的民主化。那麼，這樣的思想事件也將鞏固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的合法性。換言之，定居殖民的解殖批判力道將更難以成形，因為其定居殖民政權的合法性，已經由自由中國所推動的轉型而得到認可了。這將會是以反威權論述形態發展出來的定居殖民性。也就是說，任何看似基進的批判論述都有可能產生不同的外延效應，並與其他論述力道形成共謀關係，端看它被置放在怎樣的權力關係與論述脈絡中來運作。
那麼，如果再延伸到當下的議題，或許會是：臺灣的漢人是否承認自己是定居殖民者，又如何理解定居者道歉的政治？
蔡：詮釋定居殖民政權對原住民族的道歉有很多層次，我先簡單回答。首先是「肯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面向：定居者承認過去的定居殖民暴力，向原住民道歉。同時，相對於過去的視而不見，道歉旨在承認原住民族群體的存在。不過，世界上多數定居殖民政權的道歉絕大部分還是將定居殖民暴力定義為過去的歷史，彷彿道歉之後一切就一筆勾銷、柳暗花明。
沃爾夫將定居殖民主義描述成一種殲滅邏輯（logic of elimination），而韋拉契尼將定居殖民意識的特質之一視為對原住民族的否認（disavowal）：必須要看不見他們，當他們不存在，我（定居者）因此具備佔有這塊土地的合法性。相對於否定的趨力，學者韋弗-海托（Rebecca Weaver-Hightower）認為，所謂的定居者不見得永遠都是這麼理所當然的佔據土地。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中，定居者會意識到他們所建立的家園原本不屬於自己，從而出現對原住民族的歉疚感（但或許更多是來自對自身居留的不安感和焦慮），這也是她在專書《邊疆敘事：定居者小說與後殖民歉疚》（Frontier Fictions: Settler Sagas and Postcolonial Guilt）探討的主題。定居者想肯認自己的錯誤、想致歉，但到底要透過怎樣的姿態來表達我的歉意，這個歉意足夠嗎？
從否認到承認，看似已經跨了很大一步。但事實上，道歉也可能合理化定居者的存在。事實上，定居殖民研究作為批判理論，也是某種定居者歉疚的展現，尤其是當論述建構者本人的身份是定居者的時候。我認為，這點也恰恰就是定居殖民研究在批判工作上必須面對的理論局限。所以說，從肯認政治還需要再進一步過渡到再分配的政治（politics of redistribution）。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我個人認為定居殖民批判的工作仍是運作在認識論的維度上—就臺灣而言就是漢人中心的認識論—進行拆解。然而，再分配的政治當然不可以僅限於認識論上的再分配，而需要落實到物質性的再分配。
目前，全球也有很多（原住民及非原住民）學者開始沿用定居殖民研究的說法，嘗試從各自的角度發展論述。也有一批學者持否定態度，對於沃爾夫和韋拉契尼力圖將定居殖民研究從（後）殖民主義分離出來建構成獨立學科的努力，表達他們的憂慮。也有部分的原住民學者主張，定居殖民研究有取代原住民族研究的趨勢。面對這樣的論述張力，我認為必須承認定居殖民研究受惠於以往的全球原住民族運動，以及運動所催生的原住民族知識論。同時，也仍須指出：定居殖民研究的對象嚴格來說是定居者的殖民意識形構，而不是直接面向原住民族（縱使定居殖民意識總是涉及對原住民族的壓迫）。就此而言，我更傾向於認為，原住民族知識論和定居殖民研究有其區別，但二者在發展過程中已然建構了各種論述層次上的關係性。那麼，如何使這樣的關係性是互惠的、倫理的，而且持續保持批判性的動能，則有待研究者們的努力與實踐。由UCLA的史書美教授與我共同編輯的《臺灣原住民族知識論及其外》（Indeignous Knowlegde in Taiwan and Beyond），大概就是這樣的嘗試，希望讓原住民族知識論與不同的去殖民／定居殖民論述展開積極的對話。
在您的文學研究脈絡中，從施叔青、吳明益到後來評論甘耀明的小說，你關注小說創作中定居者的寫作政治。我們認為，作為非原住民作家，甘耀明的寫作堪稱有突破性，特別是他呈現出許多立體的角色都是原住民。您可以分享在原漢關係的軸線上書寫評論的感受嗎？
蔡：我對於施叔青、吳明益和甘耀明的書寫確實有不同程度及面向的批判。我自己身為漢人定居者，在面對漢人作家嘗試處理跨族群關係時，經常遇到一個難點：該採取怎樣的批判位置與立場？我目前的態度是：定居殖民研究的批判論述的著眼點並不在於批判創作者個人身上，而是嘗試對作為集體結構的定居殖民意識進行深刻反思。在寫作中，我儘管提及施叔青《風前塵埃》筆下的太魯閣族角色哈鹿克落於刻板印象，再現了野蠻的特質；而吳明益在《複眼人》中儘管以多族群的生態知識和社會寫實的筆觸，讓角色呈現更為立體的面貌，但在瓦憂瓦憂島的設定上，讀起來卻也讓人感覺是重現了大洋洲學者浩鷗法（Epeli Hau’ofa）所說，切斷島與島之間相關性和流動性的「殖民幽閉」（colonial confinement）性格。而甘耀明《邦查女孩》的結尾，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折射出前面提及的，定居者的歉疚感。但這些指出定居殖民結構的問題並非對作品成就的全盤否認，而是透過這些文學表述，從而指出整個漢人社會的定居殖民意識並且反思。正如史畢華克（G. Spivak）認為知識分子應注意到他們與底層之間永遠有權力關係存在，漢人定居者也可以藉以思考跨族群關係的倫理，無論是對創作者或研究者皆然。
我們講述了定居殖民的空間和時間形構。如果我們需要超克這部呈現當下徵狀的紀錄片，您可以提供一個去殖民化製圖學實踐的案例嗎？
蔡：我或許可以分享北美原住民詩人哈喬（Joy Harjo）的一首詩歌：〈通往下個世界的地圖〉（A Map to the Next World）。她認為，當下存在的世界已經被定居殖民結構所佔滿了。但他們不會因此絕望，而是希望繪製出通往下個世界的地圖：
在第四世界的最後幾天，我願為那些
希望找到天邊洞穴之路的人們，繪製一張地圖。
……
地圖必是由沙所構成，一般的光照無法閱讀。
它必將火帶到下個部落，為了靈魂的新生。
蔡林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與文化系博士，現為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興趣包含臺灣現當代文學、華語電影研究、現代詩學等領域。目前專注華語語系、定居殖民主義的研究框架和臺灣文學與文化生產。之間的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