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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他的家族為他所取名字可能連他自己都忘記了，在漫長的歲月當中他使用過數個名字，連他的藏族妻子在抵達印度後才知道他真正的姓氏，他這一生最引以為傲的事情，應該是他從未投降過——不論是在戰亂或是生活中。
1928年，他出生於河南的大家族，辛亥革命發生未滿20年，他的家族仍延續著帝國末年糧商的富貴生活。他是夾在新舊時代縫隙中的一輩，小時候透過私塾開蒙識字，再從報紙以及來自西方的中譯本得知革命及民主的理想，新成立的中國在家門外煙硝四起。16歲那年，他毅然決然放棄舒適的生活，加入國民黨第40軍，投入中日戰爭。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中日戰爭在他加入的第二年就結束了，隨之而來的是逐漸加劇的國民黨內鬥及國共內戰，他也就此開啟了隨部隊逃難的生活。
他抵達拉薩時是1955年，當時國民黨的主要部隊及眷屬多已撤退到臺灣，殘餘的小股軍隊散據四川一帶，遭共產黨軍隊圍剿。雖說國民黨曾經透過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祕密將這些殘兵聚集到沿海地帶收攏、送到臺灣，但他在不斷出現同袍投降及叛變的過程中放棄了這個微薄的希望，轉而從四川向高原西退。
他曾經見過達賴喇嘛出巡的場景，他隱瞞了自己曾加入國民黨軍隊的過去，向藏政府鑄幣局的家族租賃了靠近市中心的店舖，開設小館子，靠販售麵點以及牛肉餃子維生。隨他一起流亡拉薩的同袍也隱姓埋名，在街坊上頂了一間牛肉舖子。他記得當時貨幣尚未完全統一，清帝國使用的銀元寶也在市面上流通，西藏擁有自己的貨幣，一百兩中國銀子約可以兌換一張面額最大的西藏紙鈔，一錠銀元寶約莫等同於50兩銀子，一頭氂牛要價超過一百兩銀子 (註1)。新成立的中國政府無暇也無力顧及拉薩，他們聽從於藏政府的管理。
小館子的生意外，他也與西藏大家族往來做生意，包含了四川的嘉瑪（Chama）家族 (註2)，與鑄幣局官員的家族，他曾遠遠地瞧過鑄幣局官員的孫女兩次，後來在藏人鄰居的說媒下促成了這段姻緣。結婚前夕，他身著軍裝，他的妻穿著英國毛呢製成的藏裝與錦緞毛皮金絲帽在相館拍了照，婚禮花費多由較富裕的鑄幣局家族負擔。好景不常，結婚未滿一年，中國共產黨在拉薩的影響力逐漸擴大，開始追捕過去為國民黨工作的相關人士，他不得不拋下懷孕的妻子，在大舅子的帶領下騎馬逃往印度。
他在加爾各答的華僑與當地中國國民黨黨員的協助下，找到一份廚師的工作，待在華人與藏人混居的社區三年 (註3)，當時長期往返印度以及臺灣、曾受過美國軍事情報訓練的藏人羅桑嘉（Lobsang Kyap）(註4) 也居住於此。最終他透過華僑領袖葉幹中以及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協助 (註5)，與其他30多名難民獲得來台的船票，從加爾各答搭乘輪船，經香港來到臺灣。當年與他一同自四川往拉薩的同袍，在女性藏人員工的協助下也逃到加爾各答來，並較他早一年前往臺灣，並成為報紙上宣傳民族和諧的材料 (註6)。
不知是否因為他已經慣看現實中反覆挫磨折衷，最終不成形的理想，對她而言，臺灣雖是實踐未履中國的自由民主的理想之地，他卻謝絕了所有政府安排的職位，繼續廚師生涯，多年以後他到西德的華僑中餐廳工作，積攢的積蓄得以讓他在台北開一間屬於自己的餐廳。
她
1937年，她出生於拉薩，父親原是後藏人，曾在第13世達賴喇嘛的軍隊中服役，隨部隊遷移時遇見母親、定居拉薩，她的外祖父在藏政府鑄幣局中任職，家族經營礦產與其他生意，生母早逝，後來她的父親娶了年輕的續絃，10歲時她就開始幫父親在外走商、打理家族產業。她對穿著頗有獨特的見解，曾試著以英國商人販售的襯衫代替拉薩服中的絲綢襯衣，搭配珍珠耳環，引起鄰近女孩們的爭相模仿，雖然也因此遭受保守父親的斥責。
她的婚姻說明了她在家族中的不得不為，她自言雖非自由戀愛，但對丈夫是一見鍾情，但也說，拉薩少女約莫15、16歲便論及婚嫁，自己的年紀已是晚婚，且當時嫁與外族的藏人女性是少數，因此逃婚的例子時有所聞。
她離開拉薩的路徑顯現了她的家族在政治外交斡旋上的能力，1958年11月，她剛生下女兒不久，丈夫已經先隨她哥哥離開，四處都傳著共產黨軍隊即將進入拉薩的消息，風雨飄搖中，拉薩大部分大使館都停止核發旅行證件。經她父親的幾經奔走後，撤離的尼泊爾駐藏使館人員攜她與她剛出生不久的女兒離開拉薩，由中國共產黨軍官開車護送車隊到西藏與錫津邊界，使館人員與她們再轉搭巴士經由甘托克（Gangtok）中轉，抵達噶倫堡（Kalimpong）。她的家族友人因長期往返於西藏與印度經商 (註7)，在此購置了產業，她借宿了12天，每天外出向當地華人社群打探丈夫的消息，某日在街上被丈夫的同袍認出，這才取得了丈夫的聯繫方式。
加爾各答的生活極為辛苦，她到葉幹中妻子開的洗衣店幫忙，漿洗衣服賺取微薄收入。在她懷上第二個孩子後數月，丈夫隻身抵達臺灣，為她申請來台作業。她持印度護照攜女兒從加爾各答搭乘輪船出發，經緬甸、菲律賓、新加坡的短暫停留後抵達香港，同船的人們多是錫克教教徒與旁遮普（Punjabi）商人，人們來來去去，她接受人們對於孕婦及孩童的善意，在靠廚房處的甲板容身安憩。抵達香港後她搭船到九龍與臺灣的接待員匯合，轉搭清晨五點出發的輪船，在隔日凌晨抵達基隆港二號碼頭，一個月後，她的兒子出生了。
對於理解世界的渴望促使她在抵達臺灣後，從國語字典開始一頁一頁地學習中文，因為優異的中藏雙語能力，她以特別編制的方式在1968年進入蒙藏委員會中擔任臨時翻譯，協助軍旅出身的委員長郭寄嶠。語言能力讓她的前半生得以撐起少女時期的驕傲，成為能夠開口說話的人，但也讓她的後半生日漸寡言。她接待過那些在現代史中的爭議人物：蘇康旺欽格勒（Wangchen Geleg Surkhang，1910～1977）(註8) 與宇托求西頓珠（Yuthok Tashi Dundrup，1906～1983），記得兩人在臺灣時帶有舊時代拉薩貴族的行事作風；其他與她同樣編制在蒙藏委員會工作人員名冊中的藏人 (註9)，包含羅桑益西（Lobsang Yeshi）、曾在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受訓的的蔡布道爾吉（Tsepal Dorjee）及格桑群佩（Kelsang Chomphel）。她也協助過許多自南亞來台的流亡藏人學生適應異鄉生活，學生們多半取得身份證件後便離開臺灣，有些返回尼泊爾、有些去了加拿大，少有人如她一般長駐在臺灣。
她的丈夫以她的工作為榮，雖然郭寄嶠在軍旅生涯中歷經過數次易主，一步一步地向上掙扎、終至出頭，與她的丈夫狀況迥異。1980年代開始，她曾回到拉薩探視家人數次，年輕的中國官員不解地問她，為什麼藏人選擇流亡印度，她只是淡淡地回答：「哪兒的地方草好，牛羊就往哪兒走。」
他與她的補充說明
她是他與她的女兒，1958年，四個月大的她隨著母親翻山到印度尋找父親，因為氣候嚴寒與高原反應，命懸一線，年邁的當地婦女教導她母親解開自己與女兒的衣物，讓兩人靠心臟處的皮膚緊密貼合、哺餵乳汁，她才得以倖存。她的童年在加爾各答渡過，大部分時候她都陪在母親身旁，她父親在她起床前就已經出門工作了，等她入睡時還沒回來。當時她母親的中文能力不佳，父親也只會幾句藏文，當父親說了太長的中文句子時，母親便會轉頭以藏文問母親：「什麼？」洗衣店老闆娘有三名兒子，為了融入當地生活，除了中文名外，也取了印度名。她與最小的兒子總是玩在一起，後來老闆娘的小兒子被送到臺灣唸書，長子與次子赴加拿大留學，一家人最終移居加拿大。
小時候的她個性內向害羞、不擅長與陌生人相處。國小畢業時的暑假，她的母親特別讓她寄宿到嘉瑪桑佩家中，商請北一女畢業的么女澤仁敦葛教她英文。她還記得嘉瑪桑佩是一名嚴肅的老先生，年邁的嘉瑪太太溫柔好客，總是勸她多吃一點，但她總是低著頭，只願意挾面前的一小碟辣椒配湯飯。當時與她家時有往來的還有宇托札西頓珠家。宇托家的長子宇托都頓旺秋剛與嘉瑪家的長女澤仁群珍戀愛時 (註10)，她剛上國中，時常與弟弟一起到宇托家找年紀相仿的雙胞胎玩。直到1970年代末，她才與父母的家族重新取得聯繫。1987年，她伴隨母親在離開多年後首次返家，幾年後她在中國見到父親的家人，同樣嚴肅寡言。她陪著不熟識的親戚們喝酒、打麻將，大舅舅的腳不太好，與二舅舅兩人都在母親返鄉探視後數年去逝。小舅舅在她抵達印度後才出生，小舅母來自鄉下，原來只是家裡的幫傭，改革開放後曾經手私菸生意，其他的親戚多是公務員與醫護人員。
她已看慣他人的顛沛流離，後來她選擇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