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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請您先簡單的自我介紹吧。
黃海昌：我生命的前17年是在檳城喬治城（Georgetown），即馬來西亞半島旁的一個小島上長大。我就讀於印度以東最早的英語學校（1816 年成立），並且受到一種相當精英式的，新殖民主義的教育。但，就培養人格的手段而言，我倒是擁有非常盡忠職守，而且作風逐步開明的教師。然後我前往美國，花了將近十年研讀美國文學與批評理論、教育及最終視覺藝術。當時，在1980年代後期，我感覺整個世界正變得益發全球化（globalizing），因此相對於我在大學裡找到一份工作的事實，我仍毅然決定放棄教職回到馬來西亞。於是我的人生又跳了一大步。
Q：在您的求學或藝術家生涯中，最令您印象深刻的是？
黃：最印象深刻的是擁有啟發人心的好老師。這些善教者讓我懂得去思考事物的背後（beyond the box），教導看待相同的議題有相異的角度，他們帶給我的，是包含組織上與性格／人格特質上的思考及表達方式。我到了大學時期快要結束的關頭，才決定要朝藝術方面深造，那是我最後一年級的時候。我壓根沒料到會有這樣的事，因為我本來想研究的是完全不同的科目。做為一名藝術家，最難忘的就是理解到我不必畫一張圖就可以成為一名視覺藝術家吧。
Q：我很好奇您的藝術家身份認同，例如：媒體藝術家或跨領域的創作者？
黃：藝術的世界是相當具滲透與延展性的，所以我從來不以特定媒材和少數媒材的創作身分來認定自己。對我來說，創作身分取決於我想要說的東西。某些理念最適合透過繪畫來詮釋，與此同時，另一些理念透過錄像來表達的效益最高。所以我認為，假如有身分之說，我應該是一個跨領域創作者。假如（我要說的）理念使我要用牛糞，巧克力，或照相等，我也會毫不猶豫去嚐試。
Q：請介紹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們是錄像或裝置嗎？
黃：不，錄像或裝置並非我的專長，正如我解釋過的，我運用各種媒材創作。它取決於理念，以及我希望這些理念如何詮釋為視覺的經驗。舉例來說，我有些作品是用植物做成的－樹葉、樹根、果實，諸如此類－為素材。在那樣的情況，我想要探討關於「本真性」（authenticity）的題目，特別是何謂「原生」（indigenous）與何謂「外來」（non-indigenous）的主題。我們談論原生的住民及文化，人們主張何謂純種（或者誰是原住民），因此我發現這個議題的複雜性可以透過植物達到最佳的呈現。正如我們所知，植物／食物隨著遠渡重洋與大陸的旅人而遷徙和移居，這樣一來，這些植物就會在新的天候與土壤中成長。比方說辣椒，我們特別容易將它們與南亞和東南亞的料理聯想在一起，但它實際上是原產自墨西哥，而且隨著西班牙的殖民者和商人而傳播到世界各地去。那麼辣椒就是印度和馬來西亞的外來族群嗎？於是我便發展出一系列運用這些理念與素材的作品來。
2004 年，位於牛津的彼特河博物館（Pitt Rivers Museum, Oxford）委託我發展一件新作品。這是一間維多利亞式的人類學博物館，空間裡有幾百櫃裝滿了民族誌／人工器物的蒐藏，儘管在這件委託案的原始提案中，我是打算拍攝一系列用人體模特兒與這些聳動器物的照片，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在這個早已滿載了意義與歷史的空間內創做另一件作品，顯然是毫無意義的。總之，這件作品會被淹沒，不然就是失去目標。這迫使我思考新的策略，以及我怎樣把這個空間引入當代的時間。最後我用超過兩百個不同顏色的燈具，在館內完成一件作品。這些燈裡有些是定時開啟，有些則是感應器觸發的。
這個裝置的嘗試是在於轉變博物館的體驗－特別是歷史學、自然和人類學的－它們幾乎都是強調頭部或肩膀以上的經驗；而在我們／參觀者與它們／工藝品、現代與過去、事實／知識與吸收知識的我們之間有著明確的區分。對我而言，將這種經驗更為具象化，以及放進其他的感官是重要的。因此，這件作品就成了關於經驗的「均一化」，關於各種感官的享有，讓人們浸淫在顏色和光線中，讓他們和這些人類學的器物沒有區別，去用身體驅動光線和顏色來探索這座博物館，並沿途創造出具動態知覺的驚喜。這件作品的体驗是難以盡述的；它時而顯現，時而消失，器物的具體（concreteness）隨著裝置極其倏忽不定的經驗而轉移，並形成強烈的對比。
Q：媒體藝術家的團隊合作很常見，我很好奇您如何思考自己與其他合作者之間的關係，即使像劇場或策展人之類的對象。
黃：我之所以不再當畫家的理由之一，就是我並沒有特別享受獨坐在工作室裡盯著畫布的經驗。大多數畫家都喜歡這份靜觀與孤寂，但我發現在群體中工作或團隊合作的經驗更有意義。我得以和他人工作並從他們身上學習，即使這種跨領域性更具風險而現實。我喜歡那種風險：那種從一群人互相妥協出來的未知因子。最重要的是，我喜歡玩，而自己玩一點也不好玩。在團體中玩耍肯定比較好玩，這就像是在一個球場上獨自踢球，與和球隊踢球一樣。與此同時，和一群人工作是非常耗竭的，特別是之於（錄像／電影或劇場）導演的角色。
Q：當台北雙年展的策展人邀您加入時，您先想到什麼？在一個完全不熟悉的背景（台灣）下創作全新的作品，情形又是如何？
黃：儘管我曾在 2006 年去過台北，我最初的反應是：太棒了，我可以更深入探索這座城市。假如我必須在國外的背景發展一件新作品，通常我的工作方式是開始做些網路調查，要求認識與一些人或組織，與拜訪某些地方等等。但是不需要太多，否則適得其反了。然後，等我真正到了這裡，開始探索的歷程。通常我喜歡花時間光是走路，我很享受步行，我可以走完幾小時。就是這種步行的過程讓我得以從容體驗這個地方，思考以及反省。
Q：您如何選擇錄像或其他作品的創作主題？《赤裸人》那個展裡的作品（RE: LOOKING）看起來很有政治意識。
黃：其實我的許多錄像都不政治化。我在利物浦雙年展做的錄像作品〈Trigger〉，內容是關於再探訪1960年代的大眾偶像／文化－美國歌星牛仔Roy Rogers和他的愛駒Trigger－以六個連結著一匹馬的攝影機拍攝而成。另一個雙銀幕作品〈Surburbia〉，分別從輪椅與遙控玩具車的觀點來探討郊外的環境。類似的是，〈Aman Sulukule Canim Sulukule〉與羅馬孩童合作的錄像作品，則是從小孩的視野來看世界。我的許多錄像作品都是再思考攝影機，導演的角色，以及放棄對第三族群（譯按：應指拍攝者與攝影機以外的）的控制；就像馬匹、輪椅或小孩。以及玩，就連〈RE: LOOKING〉這件作品也是關於玩，扮演的玩（play-acting）。 今年（2008）我將有機會多次造訪台灣，所以我很期待與這裡的朋友再度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