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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想過我也會需要別人。以前在地球上的時候，我從來都不需要。總是有很多很多的女人，很多的性、卻沒有愛。你瞧瞧，這就是我們一手造成的世界。於是我決定離開，因為那裡沒有可以擁抱我的人。(註1)
—《人猿星球》（Planet of Apes, 1968）
薛沙‧達伍的〈邁向可能的電影〉（Towards the Possible Film, 2014），是今年的台北雙年展當中少數的錄像作品之一，也是其中少數取徑於電影史、並試圖趨近於敘事電影強調的情感效應的作品。這件援引了科幻片的類型元素的短片，給出了一個像是《人猿星球》（Planet of Apes, 1968）系列電影的假設：身著笨重太空衣的藍膚外星人從海裡走出，一臉困惑地在岸邊行走，最後終於遭到當地的部落居民襲擊。達伍並沒有在這個類形敘事的框架之中填入多餘的情節，而是將影片的焦點放在茫然的太空人與張牙舞爪的部落戰士們之間的對比，以及太空人遭受襲擊後，視線散亂而眼前的沙灘、海水與紅色礁岩全數被打散、切碎如剪紙花樣的景觀。
這件作品的拍攝場景，是15世紀以來就數度被西班牙殖民、直到1969年才重回摩洛哥管轄的迪伊夫尼省（Sidi Ifni），當地長年紛亂的政治局勢與身分認同歷史，成就了這部影片以赤紅的岩塊與青綠的天色混調而成的氛圍，但卻不是絕對必要的現實參照。更值得我們觀注的，是身著太空衣的藍膚外星人，以及那些臉上畫有濃黑眼妝的部落戰士，在身形與聲音表現上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可能指向的、關於地球命運的預言。(註2)
在達伍的作品中反覆出現的藍膚人真正的身份，是印度神話中的「黑天神」（也稱為克里希納神，Lord Krishna）。在達伍歷年來的作品中，藍膚人穿越各種場景與類型敘事，例如，在〈周日早晨〉（Sunday Morning, 2002）中，他以一位身居當代英國的印度神祇形象，走進小酒館吃英式早餐、去彩卷行下注；在融合了西部片與殭屍片等各種電影類型的〈演出〉（Feature, 2008）中，與其他以混種樣態出現的角色們，一起穿越那個被虛構為美國西部荒原的英國鄉間；在達伍最接近主流敘事電影的長片《穿刺光明》（Piercing Brightness, 2012）中，雖然沒有出現這位藍膚人，卻將外星人設定為一個與人類社會徹底融合、並完全掌握人類之語言與生活慣習的物種，這樣的設定可以說是使藍膚人以另一種方式，浸透了《穿刺光明》的敘事。
然而，這樣一位在印度神話中被描寫為超人的天神，在〈邁向可能的電影〉中卻是弱勢的代表，兩位藍膚人在頭盔與太空衣的保護下，仍不敵那些衣衫襤褸、臉塗濃妝的人類戰士—前者步履蹣跚，後者在礁岩之間疾馳如脫兔；每當鏡頭轉向兩位太空人，音軌就轉弱甚至無聲，但當畫面呈現那幾名在岩石間跑跳的部落之子時，音軌卻瞬間吸飽了隆隆聲響，彷彿兩邊人馬並不存在於一個完好地縫合出來的時空。身份、身體與聲音的關係，在這部影片中被轉換為象徵、圖像與力量的鎖鏈關係，一環扣一環，角色的出身決定了他們的身體、也因此決定了他們和這個星球的物理關係（對重力、濕度等外在條件的適應程度），而身體又決定了他們成為哪一種聲音的容器，最後，聲音成為了力量具現的形式。
在《人猿星球》裡，男性太空人來到一個由文明的猩猩統治的星球，並在一群野蠻且不能言語的人類當中挑選了一個美艷的女伴，最後帶著她離開猩族部落試圖重新開始—〈邁向可能的電影〉雖然同樣有著異族出現、雙方對峙的設定，卻默默推翻了《人猿星球》服膺的父權社會結構。在〈邁向可能的電影〉中是由女性發動攻勢，也由女性承擔死亡，這樣的設定突顯的不見得是將一切象徵性別化（gendered）的論述（例如，女性也可以擁有男性力量），卻能連結到那種將自然視為女性、母性的生態母性主義（ecomaternalism）。生態母性主義的概念，就是將母性（motherhood）所強調的照顧者身份連結到自然與人類的關係上，並導出人人耳熟能詳的「大地之母，溫柔地看護人類」這類論點。這樣的推論犯了兩個邏輯上的錯誤，一是將人類的觀點套用到非人類的世界上，二是將「母性」與「自然」視為兩個絕對穩固、也因此可以建立起穩定的交換與類比關係的概念。但這樣的推論終究使得生態母性主義只能成為一種宣揚特定意識形態（強調女性優於男性、突顯性別差異）的工具，卻難以處理自然正在工業文明的推進之下、以劇烈加速度的形態產生巨變的現實。面對這種因為對身分認同的固執而產生的論述缺陷，桑德蘭（Catriona Sandilands）提出的檢討之道，是要體悟到「身份認同之不可能」（impossibility of identity）(註3) 在這樣的論述中，見長於照護他者的母性力量，不再是相對於男性所掌握的工具、科技、智識的「比較之下的優勢」，而母性在對抗父權的同時，也必須承認自身的不穩定性，並在這樣的不穩定性當中尋找更具機動效能與彈性空間的策略。
在我看來，〈邁向可能的電影〉正是在一個看似簡單的類型敘事框架中，以外來者／原著民、拓荒新的領域／延續舊有的疆界、保護自己／迫害他人等看似二元對立的結構，來挑戰女性與自然因為母性固有的「照護者」身份而產生的連繫，甚至讓這樣的連繫透過藍膚女子的死亡而被切斷。女性外星人的死亡不只代表了這個異族延續命脈之不可能，也代表了這個外來種族與本土自然連結之失效。然而更大的問題是，誰才是那個試圖往新世界拓荒的異族，何處又是真正的家？
在《人猿星球》的片尾，太空人喬治才理解到他並非墜毀在一個遠離地球的異鄉，而是來到了未來的家鄉，這個被他誤以為是外星球的國度，其實就是地球—這樣的覺悟，讓他痛苦地對著沙灘上那露出半截的自由女神像嚎哭。他之所以如此嘶嚎痛哭，是因為「地球終於被人類完全破壞到重啟一種新文明」這件事而哭，還是因為「自己為了離開地球才當太空人，卻終究被推回原點」而哭？當《邁向可能的電影》當中的男性外星人拿下頭盔（拿下之後才發現他仍然可以正常呼吸）擁著奄奄一息的女伴時，是否也感受到和喬治一樣的絕望？之所以痛苦，是因為原本以為自己來到了一片新大陸，卻終究被推回了那像是終點一樣的原點，並且體悟到自己原本所以為的「可能」，其實也可能灰飛煙滅而淪為「不可能」—這是〈邁向可能的電影〉提出的殘酷預言，雖然這個預言其實是藉由溫習科幻片的類型語言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