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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在討論數位技術與藝術實踐的種種現況時，「後數位」（post-digital）是一個經常被提出的概念。這個詞彙其實並非直到現在才出現，至少在2000年的時候，新媒體藝術家羅伯‧佩波羅（Robert Pepperell）與麥可‧龐特（Michael Punt）即合著過一本名為《後數位之膜：想像、技術與欲望》（The Postdigital Membrane: Imagination, Technology and Desire）的書，將當時勃興中的數位技術、人類想像力與藝術創作，進行清晰有趣的案例分析。
在上個世紀末的當時，他們提出面對不斷加速技術演進的數位時代，人們自此無法脫離on/off、0與1的世界，進而從人的基本需求與反應為中心，提出後數位時代的願景。其中羅伯‧佩波羅更是早在1995年即出版過《後人類狀態》（The Post-Human Condition），探討人類與科技不斷提高共生狀況的現實。十餘年之後的現在，許多評論者開始將後數位視為當代，而將數位推擠到過去式的討論範圍。在不同創作類型的領域中，常常對數位技術帶來的便利性已視為當然，並同時聲討其無新意與魅力喪失的缺失。
以音樂為例，電子音樂家金‧卡司柯尼（Kim Cascone）的著作《失敗的美學》（Aesthetics of Failure），引用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創辦人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言：「數位革命已經結束。」西方世界與好萊塢已經以商業手段打包帶走了。這些來自第一線創作者的意見雖然不是定論，卻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質疑，因為他們正是最接近數位技術與藝術創作的專家。在這些例子當中，羅伯‧佩波羅在90年代即受邀於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中心展出，金‧卡司柯尼則參與了大衛‧林區（David Lynch）電影《雙峰》（Twin Peaks）的音樂創作，都不是外行人在圈外的生疏臆想。這些討論無法一一列舉，但都有類似的態度，一致指向相近的焦點，即作為人的意義及重新思考的必要性。
《媒體考古學》（Archaeology of Media）的作者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曾回應一個問題：新媒體真的新嗎？（Is New Media Really New?）他在1999年接受電視訪問時，曾經提出一個人類文明進程的淺白立論，即：此刻的我們並非完全創新，而是在歷史累積的基礎上緩步向前，朝向未來，數位科技亦是如此。身為新媒體藝術的前衛學者，有趣的是，他並不看重一般以為新媒體藝術應該具有的互動的特質。關於互動，他認為是一連串被設定的程序，本身並無關藝術，甚至有害於藝術表現的多樣性。能讓觀者隨意選擇不同的可能性、自由組合，一直是自從超文本標示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HTML）觀念普及廣泛應用之後，被視為時代特色與數位藝術的強項，並加以推崇。但他卻一語道破其中的弔詭，也就是說，看來廣泛、難以數計的互動選項，其實是在觀眾與作品之間有限制的變化，是無稽的，甚至於對藝術有害。他進一步解釋數位與類比在性質上如何區別的問題，簡潔有力指出了：數位技術是被發明來避免錯誤，它可以創造完美的計算，基本的特質是「正確」。然而演化與創造行為卻與此相反，錯誤與混亂常是必須的。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認為數位在生活中許多面向並不夠強壯，相反的，類比的熱情與非理性的力量更可以依賴。
數位技術與顯示介面的高度發展，雖然提供了細緻模擬自然的視覺介面，背後仍然是一連串複雜不容錯置的指令，完全不離正確計算的功能。當計算功能提高數千萬倍的反應速度後，提供了人的感知經驗無法察覺順序的指令，而被我們視為同時並存的多樣選擇。事實上，它所提供的只是容量有限的分類路徑，選擇即便看來目不暇給，仍然是有限的組合。而類比或自然現象，一開始就提供完全無限的可能性，但無法重複與保證正確。非理性的熱情與理性的技術經常是不相容的，而新媒體核心價值就必須建立在不斷更新與反思的精神性辯證之上。或許，我們必須努力的是將非理性、熱情的力量，置入理性的邏輯與機械技術之中，創造出數位與類比的全新融合。
近半個世紀之前，居伊‧德波（Guy Debord）出版《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創造了「景觀」（Spectacle）的概念，作為資本主義發達社會危害人類精神的原點。像所有的前衛思想一樣，他的基本主張是反藝術、特別是與真實生活脫離實際聯繫的藝術生產。因為作為愚弄人類的手段之一，由資本主義源頭所生產的一連串限制性影像符號，最終將使人類真實情感的表現，都被限縮在有限性的影像或詞彙裡，徹底被統治而不自覺。將這些主張拿來與現況作對照，在邁入後數位時代的此刻竟然並不顯得陳舊，反而是更加生動的描寫，彷彿是在現場的陳述。因為他所反對的情況一直都沒有本質性的改變，尤其在數位技術完全融入生活之後，相對應的控制手段更加精密與難以擺脫，這些軟硬體工具被用心製造成精品的樣貌，安靜無害遞送到我們的手上，讓我們樂於收納展示且愛不釋手。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所有的人都迷上了智慧手機指尖點選滑動的互動行為，專心膜拜的樣子彷彿形成了一種集體催眠的奇觀。其中的聲光內容、資訊傳遞與回饋方式，正如同居伊‧德波所憂心的未來，人們使用著被預先設定好的貧乏詞彙溝通著，並表達出誤認為是出自於自己感受的意見。沒有人有機會能阻止這種情況持續發展，因為數位技術現在已經取得大多數人的信任，從人的助理演變成人的代理，但是基本上，使用者選擇權（Opt-in/Opt-out）的闕如正是自由社會的反向指標。
除了上述的嚴重缺點之外，剩下都是眾人皆知的優點。持續創新的技術確實提供了最多的機會，前所未有的在藝術領域裡作為創作工具的代表。藝術家也跟一般人一樣，身處在這個後數位景觀社會之中，無法獨自創造出另一個世界，但藝術家卻應該擁有更敏銳的觀察力與行動力，滲入這個被數位技術層層羅織的網罟，作為典範轉移與反抗的先鋒，而不是加入景觀的生產線。藝術家也是樂觀的批評者，但只能以藝術作為反藝術的武器。媒體變體學（Variantology of Media）的研究指出，偶一出現不合時宜的發明，在另一個時空下可能啟發、改變了媒體常態發展的歷史。在數位藝術即將成為老詞的現在，也應該是群魔亂舞的浪漫時代，以便向後世證明我們並不怠惰。
偏見即主張。在藝術的領域裡，我們無法提出周延的論述，只能將自己內心的想法老實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