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 Glocal亞洲城市串流」是菲律賓策展人達鴦．雅洛拉（Dayang Yraola）與《數位荒原》在2014年初共同策劃的一項社會實驗。內容是邀請來自菲律賓、馬來西亞與印尼的三位藝術家在台北進駐一個月，並與本地的三位藝術家搭檔創作。在進駐結束之前，三組人將分別生產出三組現場表演，其類型涵蓋了聲音、行為表演（performance）以及媒體藝術。

在考慮到這種以一對一的交往為基礎而共同創造的「策展」模式時，我們首先發現這作法並不罕見，甚至過去也有標榜是兩岸四地、雙城的策展引起觀眾對於此類展演如同對話功能的聯想。在2012年前台灣當代藝術圈對於東南亞藝術生態、或社會對該區域的認識或交流往往僅止於個案，再加上策展人找了三種不同語彙和文化的組合，疊置在立方計劃空間與失聲祭這兩個本地的當代藝術／聲音場景上，因此它確實該被視為台灣近期欲透過對等的生產位置，明顯聚焦「亞洲對話」意圖的實驗交流與進駐案例， 對象多元屬性也打破藝術、表演或聲音的類型劃分，成為難以被展演場域所框架的狀態。但這樣不預設差異性的配對策展也帶來一定的批評。

特別的是，這裡所說的文化生產或行動，因為先決定創作工具與位階再生產論述，某種後設的自述型態，讓共同創作成為這個策展裡最重要的一件事，又或者說，交流的行動內嵌了最終成果的生產，是故參與實驗者以共同創作為決定性的最終原則。它既調整了當代藝術策展人在生產過程中先於藝術家的正常順序，正確地說，策展人的概念也轉化為製作人的實質內容。

亞洲串流：城市穿(景)

直譯《穿(景)》(Transi(en)t)的「Project Glocal亞洲城市串流」策展計劃，是兩地策展人企圖貫穿台北、馬尼拉、檳城等不同亞洲城市的主軸。《穿(景)》開放地指向「穿過（transit）」和「瞬眼所見（transient）」兩種意義，藉由前置詞(en)開啟詮釋的保留空間，它包含後者那種場景難以蓋棺論定的視覺變項，也保留由一端到另一端的行動層次。換言之，它同時是時間與空間的。這使我們在觀察交流的功能命題之前，就不斷被提醒：這個事件穿越了什麼？從哪裡穿越到哪裡？那穿越中的主體又是什麼—或者到了最後，那被穿越過而消失的，究竟是怎樣的存在？

「亞洲」在這一種能指作用裡，以不證自明的姿態潛伏於所有主題下。它是台灣、馬來西亞、菲律賓或印尼等國共同脈絡，也是藝術家創作條件的最大交集。但這層隱性的疊影卻因台灣本身作為正常國家的主體失格，自背景映照出一種空缺的輪廓。此外亞洲經驗更是彼此共有的，關於海洋、島嶼、移民、去殖民又（於帝國邊境）再殖民的、資本主義全球脈絡下的共同／差異軌跡，從彼至此卻有梳理不清的異國情調，如對鏡自照般交相異化、掩蓋或揭示科技發展、政治進程或經濟落差的多重質地。

科技

王墨林在《台灣身體論》的〈身體的規訓化〉一章中曾說：

當資本主義全球化遇見身體時、被當作生產工具的身體，出現在消費空間裡，似乎就變得是多餘的。外國勞工和外籍新娘的身體，與異國觀光情調絕對是兩回事，但消費社會所建立起的一套排除構造，卻視他們的存在為一種異質身體，換句話說，『移民／移動』的身體在消費社會 裡的壓抑性依然存在。

對於輸出移工國的菲律賓藝術家來說，台北市的消費社會性格，在保守主義倫理粉飾下呈現一種無情的極致。無論是為了追求美 而在驅趕週末在台北車站聚會的外勞，或假更新之名全面以推土機抹除差異的均質化空間，都壓抑多元文化的差異性。和李柏廷合作的維拉里巴（Mannet Villariba）以自我肉身進行創作；在理念上，他意識到菲律賓長年輸出廉價勞力的經濟結構，轉化為本體的生命政治觀照。然而，觀眾卻注意到這種生命政治的主題演繹，並非影射他者眼中的勞動籌碼如何被踐踏，而是逆向 挪用科技而奪回自主權的反抗寓言。（Marcin Ramocki, “The Militant Embrace of Technology”）

這使人不禁想起在追求高科技產品的消費社會如台灣，科技固然 方便創作，但也象徵文明高度發展的異化結局，因此往往成為批判意識形態的論述和作品首先處理的對象。而在維拉里巴所來自的菲國社會，科技電子產品的流通速度遠遠不如台灣，民眾窮變則通的「逆向工程」（retro-engineering）解放科技應用的優位性，而同時被解放的還有人們思想上的貧瘠。在破解與開源的自由態度上，我們反而可能從東南亞藝術家身上看到抵抗收編的實用技術，且此技術不但抵抗商品的異化，透過藝術家的身體載具，更有抵抗勞動異化的隱喻。(註1)

亞洲的身體

作為觀眾與藝術家共通的理解框架，亞洲，是我們必須超越既有位置的視野，卻也可能無形地限定彼此得以開展的對話關係。儘管本計畫意圖透過不同科技，聲音與視覺或表演藝術等等對話方法，達成一種可以擴展的主體性論證型態，但我們無法談論的是：本地視覺藝術社群似乎選擇繞過生產條件異質化的臨近區域交流或出訪，卻總是傾向毫不保留的、全然地接納另一種刻意忽略現實裡不對稱生產關係的（或者說是「去東南亞」的）「國際」藝術脈絡。

個別的亞洲身體所展現的物質性，讓人聯想到行動藝術以身體為創作媒介的前提，是為了打破西方藝術僵化的美學階層建制和代理身份，藉著與他人、環境，或其他媒介之間的連結而衝撞既定認知。如今，我們是否應重新接納一個「後設的身體」作為藝術媒介的合法性，無論是基於當代的工具理性看似進步實則倒退的意識形態，或是為了讓「亞洲的身體」於網路串聯的數位版圖重新顯影？更重要的是，尋找主體性的亞洲身體，究竟是表演者的問題，還是觀眾的問題？作為主體的亞洲身體，若不是如評論所說的，基於復甦人民對歷史的記憶而建構，還能怎樣在新的媒體裡重拾對「新的感受能力」？

無論如何，觀眾必須承認這次藝術家提出的「人為何移動？」 命題，確實呼應著現實裡的自由化貿易議題。誠如源自英文Glocalisation一詞的「Glocal交流計劃」，也不免引申並摩擦出「全球在地化」的火花，但就算藝術家真的沒有辦法直接改變區域架構下自由貿易的進程，或抗拒被一個更大市場吞併的危險，他們仍然可以做些什麼來提醒人們面對國家、市場經濟與人口遷徙時，如何回到身體作為存在的物質性基礎的這個位置，來重新看待全球化／在地化，並展開更多思考的歧路（特別就亞洲本身而言）。

或許，在台灣與東南亞局部逐漸形成的共同生產橋樑，也可以這樣放在如何回應資本主義社會的思路來理解並給與啟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