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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讓我用一組符號描述自己的藝術實踐概念：（關係）=（自我）><（他人）。它可以解讀為雙向的關係，一種往返兩端的過程。我常藉著分享我的背景與想法展開我的對話，同時聆聽他人的背景與想法，去理解我們共同來自何處。我不是真正投入倡導什麼，但我正在尋找關於身份認同與歸屬的替代述說方法，此外，還擴及更大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身份）><（遷徙）。我對自身認同的探索開始於我與母親一起參與的作品〈Sewing & Sew Eng（2014）〉。正如我探討和她之間共同參與創造的張力與妥協，我作為一名馬來西亞公民（及馬來西亞檳城的第四代華裔）的身份也慢慢顯現，透過我所說的語言，我被教養的文化常規乃至世代差異的家庭觀點。
2. 我在多媒體大學（Media Arts at Multimedia University）獲得媒體藝術學位，那裡將科技的功能視為一種互動和溝通的媒介。我們學習程式設計及互動作品，同時也接觸舊媒體和新媒體。這所大學位於賽城（Cyberjaya），也是馬來西亞「多媒體超級走廊」計劃（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SC)）(註1) 核心，我也參與吉隆坡實驗錄像音樂影展（KLEX）(註2) ，因為其中一位總監是我的老師。我從那裡開始發展我的視覺語彙，以及現場表演和即興感性。
我的故鄉是檳城州喬治城，相形下它是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而聞名。我起初接觸到「檳城藝術教育組織」（Arts-ED）(註3) ，這是一個檳城的非政府組織，為年輕人提供以地方為基礎的教育。透過檳城藝術教育協會，我被訓練成他們辦工作坊與繪製文化地圖等活動的輔導員，這份工作讓我學到不少在社群內部和年輕人一起工作的知識。經由與他們共事的過程，我開始了解人們可以是媒介，這些理解也幫助我取得藝術的能動性，藝術家也可以作為與人們和溝通的協調者。
3. 我的創作方法追求柔軟與平衡。這讓我想到我的創作技巧是關於人，而我也是一個「喜歡接觸人群的人」（People Person）。我會將自己置於中介位置上，或許我的作品本質也要求許多研究。我會問許多問題，幾乎像是人類學者，我的問題也催生出作品，其中蘊含經驗交流。在某方面，我和參與者會有一連串對話，我們交流的過程是在於尋找平衡。「人」這個字代表一個人；「从」（繁：從）這個字帶表追隨，在我的詮釋裡是指妥協；「众」（繁：眾）這個字為三個人疊在一起，代表公眾。「众」對我言代表另一種觀點，以及公眾如何看待藝術家和我們的參與者。看這三個由「人」組成的字很有意思，這也是我怎樣看自己的創作。
當我們把自己放在人群裡時，我認為展覽或某種共同觀看的作用是重要的，對於參與者也很重要，有時候他們會問我們為什麼這麼少人來看。顯然他們關心自己想說的事情，觀眾對他們而言也很重要。在我關於遷徙文化的計劃裡，我被問到許多次我是不是緬甸人，我為何關心，還有我是不是期望緬甸或孟加拉移工成為馬來西亞的公民組成。在一個「众」的心智架構裡，人們開始關心大於自身的事情和議題。舉例來說，住在馬來西亞的我們，終於開始覺得身為第三代活在這裡是很自在的，如今新的移民潮又開始，新的問題和妥協也會不時出現。
4. 從2012晚期到2013早期，我開始紀錄城市裡的「非本地人」（移民）。那是一件在學校裡展出的作品〈As If, Hope（2013）〉，旨在回應展覽的都市化主題。我記錄了移工的面孔，並以慢動作捕捉，視為這座城市裡的美麗肖像。然而，別人在我的作品裡看見不同東西，我很驚訝有同學會問我，這些人是不是難民或者非法居留！那是在2013年間，反對黨極度接近勝出現今執政黨的敏感時刻。據報某些政黨發許多假證件給孟加拉移工，因此他們可以投票給這些政黨。這使本國的排外情節變本加厲，而移工通常成為這種情境下的受害者。後來，我繼續從事某些NGO工作，並參與用記錄方式為其出力。在過程中，我感覺藝術不盡然能解決問題，但它可以作為一種比較柔軟的方式，並提供某一個情境的替代述說。
隨著我常造訪都市中心的小緬甸社區，我認識更多人並和他們攀談。其中大多人都只能用簡單的馬來語交談，因此我一直要到認識波妙（Bo Mya）後才可以進行深入對話，他變成我的「中間人」和翻譯。他協助經營旅行社，並為當地緬甸孩童開設免費語言課。在2013年一月，我在他的地方進行一個肖像拍攝單元，同一天替超過60名社區的人們拍照。由於當時手機自拍尚未普遍，能擁有一張肖像輸出是件大事，因此活動也大受歡迎。在2014年四月，我再次拜訪波妙，令我驚訝的是，他說我照過的一半以上的人都離開檳城去別處。於是我決定再跟他們做一個計劃，談論關於這座城市裡的來來去去、潮起潮落。不幸波妙也決定2015年要回國定居了。但在他走之前，他將最好的朋友介紹給我，史提芬尼尼（Steven Nyi Nyi），他和波妙一樣在檳城工作了20年，還會說流利的福建話、馬來語和英語。
我和史提芬談到一起做藝術計劃，他建議我查檳城老鼠島（Pulau Tikus）的路名，這裡有八條路是在英國殖民檳城時用緬甸（Myanmar或稱Burma）的地名來命名。當時檳城作為一個活躍的港口，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們來此。而在18世紀晚期的老鼠島有龐大的緬甸聚落 (註4)。對史提芬來說，檳城的這些路名、緬甸寺廟和歷史足跡，正是讓他覺得有所牽絆的一項理由。和他合作的過程很有趣，因為這些路名的資訊在網路上只有英文：史蒂芬在作品裡先將文字翻譯成緬甸語，然後拜託另一位朋友澤（Zay）將這些他手寫的字條打成緬甸文〈Translating（2015）〉。他接著用社群媒體和朋友分享這些資訊。
另一件合作的作品是一個關於緬甸茶沙拉（Laphet Thork）的錄像。在歷史上，茶沙拉是在王國之間的爭紛之際被當成一道和平的獻禮享用；而今它則是一道迎賓的開胃小菜。在作品〈Let’s Drink and Eat Tea!（2015）〉(註5) 裡，我們安排史提芬認識的另一位緬甸朋友，年輕友好的佛羅倫斯列（Florence Lay），她也在檳城工作有四年了。佛羅倫斯從這裡的工廠裡學到簡單的馬來語，我與她的對話幾乎都用馬來語。史提芬則不同，他會流利的福建話（常見於檳城本地人的方言），連同基本的馬來語和英語。因為史提芬的語言能力而結交了許多本地朋友，所以他很適應檳城。在這裡，我發現語言可以透露一個人的遷徙歷史，還有一個社會的人口分佈。比方說，我怎麼學會了說五種語言呢？我使用某種語言的原因和時機是什麼？因此在這支錄像裡，我就和史蒂芬跟佛洛倫斯一起表演製作一道緬甸茶沙拉。
5. 我和波妙、史蒂芬的合作決定並非刻意為之，而是隨著時間而成型。當我開始做第一個關於遷徙的計劃，常被其他人問到我拍攝肖像是否對社群造成負面影響，因為我可能令他們曝光。但這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社群，有不同的族裔，而且我並不知他們是否都合法。他人給我的回饋也使我警覺，甚至因此暫停計劃一年。不過，後來我問某些拍攝肖像的參與者，我的顧慮是否多餘。他們一點也不擔心，因為照片背景並沒有顯示他們在哪裡，也沒有捕捉他們工作的情景。根據他們的證詞，當我開始頻繁步入其社群時，就有流言散播一個拿相機的女孩對他們感興趣，我注意到我也成為被觀察的對象。隨著我越來越獲得其信任，我也得知他們有一個強力的支持系統。他們會為慶典場合聚集，並貢獻自己的社群。比方說，他們在2015年緬甸洪災時就組織募款。
2014年，我的一位講師葉紹斌（Yap Saubin）長期觀察我的作品和進度，鼓勵我繼續計劃並和他們保持對話，那時我已做過許多涉及人們和相關背景的計劃。我回去後，驚訝地發現多數緬甸商店都關門，有許多人也都不在那了。因此繼續進行這個計劃，就更重要了。他們的離開當真因為政治或經濟的原因嗎？
6. 2015年，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緬甸陷入羅興亞（Rohingya）難民衝突危機，各國政府反應遲緩並互相推卸責任。當一艘難民船非常靠近馬來西亞海岸線時，大眾開始關切這個議題，同時歐洲也有難民危機。有一陣子，新聞和頭條都持續報導東南亞與歐洲的危機，最後大眾的興趣隨著新聞焦點的轉移而退燒了。這使我想到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裡對待自己的移民？假如排外主義在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裡，我們如何有能力處理難民危機？在檳城，我們以多元文化城市和歷史自豪，但是，有時候我們的領導人的種族主義傾向也令我們吃驚。比方說，新聞說我們的領導人公開宣稱移工不應從事檳城的餐飲店面，因為如此將影響我們的飲食和遺跡品質。(註6)
這時我受邀在「數位藝術與文化節」（Digital Arts and Culture Festival；簡稱DA+C Festival）(註7) 做一件作品回應「城市的潮起潮落」（The ebb and flow of the city）主題，作為「喬治城藝術節」的其中一環，DA+C藝術節在檳城州立美術館舉辦。我找了史蒂芬和他的朋友，他們很興奮有這種場地，也樂於參與，這變成一個雙贏局面，因為史蒂芬和我很清楚我們的計劃想得到甚麼結果：我要探討移民文化的不同敘事，史蒂芬想談論檳城的緬甸文化有多豐富。所以我們以食物為媒介。他說：「你知道緬甸料理為何不如泰國料理有名嗎？」他解釋是回溯緬甸封閉的歷史，也不習慣外國模式。因此它的料理沒有改良得比較「大眾口味」。緬甸料理通常被說太鹹或太油。他相信只要稍作改良就可以跟泰國一樣料理一樣出色。我的計劃正好是他接觸檳城大眾的一個管道，而我也對大眾的反應很感興趣。
7. 假如你問我翻譯對於我的藝術實踐代表什麼，它又有何影響？我會回答，翻譯不只是在語言上的，翻譯還穿越不同的形式與媒介物。即使在相同的語言裡，詮釋也會因人而異。在〈Let’s Eat and Drink Tea!（2016）〉裡我把翻譯看成是一種遷徙的流動，所我視茶沙拉當作一種像是語言的媒介，主角先用緬甸語介紹茶沙拉，透過翻譯變成福建話和馬來語，到了最後說英文，意義可能越來越稀少或變成其他意思。在為Baan Noorg《365 Days Life Muse》計劃 (註8) 創作的〈How do we meet? How can we meet?（2016）〉(註9)，我在泰國拍攝Pa Im婆婆時我也這樣看待，把動作或口述儀式從一種語言轉換至另一種語言。作為翻譯可能是同件事情，也可能是不同事情（因為語言本身的背景不同）。我拍攝這個錄像時，「翻譯等於文化的遷移」的比喻和做茶沙拉是一樣的。但是，回頭看一個人的多語角色時，那個遷移在哪裡和何時發生呢？所以在拍攝〈My Language Proficiency（2017）〉時，有四個「我」在交談 。
我最早是歷經不同對象，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在〈How do we meet? How can we meet?〉裡兩人都使用雙語，並在共同語言裡相遇。我開始自問，究竟四、五個語言到底如何相遇或分開？所以它也是翻譯，翻譯我在不同語言裡的自己，這是一種內在的過程。 當我以語言為工具時，四個語言內也有本身的腔調、語言政治和未被書寫之處。於是，當我們用同一個字時，我們也是談同一件事嗎？那麼區分所指和能指（索緒爾）也相同嗎？特別是上「台語課」時在台灣與馬來西亞的福建話有文化差異，老師的「能指」是不是我的「所指」—或相反？由於時間改變，台灣閩南語曾經停在某個年代，不再發展，當某個詞無法被寫出來時，就改用羅馬拼音。而在馬來西亞就算有羅馬拼音，大家也不會唸（福建話），因為沒有被系統化和在學校上課。所以我們受到影響更大，雖然我們覺得我們的方言很有趣，混合很多種語言，流動性更大（現在也因電視節目或台語歌而混到台灣的語言）。當然距離這個計劃的最後呈現，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可以調整。我也思考台灣和馬來西亞的福建話，會被翻譯成什麼模樣？「翻譯」對我而言也仍在改變，特別是在現今的台灣又加入新住民和原住民的母語教育，縱使一週只有一堂課又不考試，可是一納入學習過程，它會影響我們多少？在未來，馬來西亞的福建話是否會因為台灣流行文化而演變成台灣閩南語呢？
8. 因為我自己就有移民背景。我的混雜、混亂或什麼也是因為這個背景。所以說到「群島」是否作為一種認同？這也讓我思考我在這次進駐的身份。有一個衝擊來自於人家以為馬來語就是印尼語。這麼說對也不對，因為語言受到地方演化的結果影響。但是遇到印尼人時，還是可以因為語言而拉近距離，另一個衝擊是福建話，縱使我的福建話不夠好，但它也將我和老師、同學黏起來。其間有腔調等細節差異，我之所以能跟馬來西亞留學生黏在一起，也是因為我們有不同於台灣人的腔調，這是大圖像裡的小圖像。這次沒有直接面對新住民語言，不過我在「燦爛時光」書店的一個講座聽到有人提到，他在這學到的越南語不能在越南所有地方使用，因為在越南的南部說這是北部的語言，聽不懂。每個國家都有這種情形，包括台灣的福建話腔調，所以我提出語言政治。當語言被系統化、同一化，就會製造另一種細微認同。
語言決定了接收範圍或受眾，之前我提到我用語言當工具，所以我體會到馬來西亞華人在語言這部份容易被當成和台灣人相似的，可是也必須處理另一個「東南亞」的身份。我想舉（馬來西亞藝術家）黃文塑為例，最近他在寶藏巖藝術村的個展《伊甸寓言：二部曲》裡，他展出父親申請成為馬來西亞公民的文件。到現在他的父親還申請不到馬來西亞公民，因為在馬來亞獨立之後沒有立即申請。他還以為他的父親放棄了，結果不久前回去，發現還在申請，原來他的父親還滿在意的。我好奇的是，馬來西亞認同來到台灣，觀眾又如何看待？而當他帶著台灣學院的訓練回到馬來西亞展出時，當地觀眾能否共鳴？或許是因為兩地所用的能指不同，這些在台灣受過學院教育的藝術家回到馬來西亞之後要處理這種轉變。
我在這裡遇到這些馬來西亞藝術家也很有趣，因為我們也是知識移工，當我們回去時，要面對的位置跟〈Let’s Eat and Drink Tea!〉裡的中間人一樣卡！究竟在諸多文化和語言的東南亞裡我們又能怎麼相遇呢？而這次位於台灣的駐站計劃，過程中彷彿也多出一位「翻譯員」。儘管已經不像在〈Let’s Eat and Drink Tea!〉中的翻譯過程那麼漫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