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從哪裡來？使用什麼語言？你的生活環境是在市區或郊區？

達鴦‧雅洛拉（Dayang Yraola）：我來自馬尼拉大都會地區一個叫做「奎松」（Quezon）的城鎮。我自一出生便在菲律賓國立大學裡成長和接受教育，所以我的家就在校園裡。那裡是比較像郊區，但它位在馬尼拉大都會的中央。我通常說英文和他加祿語（Tagalog），後者用在非正式的溝通場合。英文是我在學校用來溝通的正式語言，因為偶爾會遇到無法翻譯成英文的某些經驗和表達，所以我也會用他加路語和菲律賓藝術家交談。總之90%菲律賓人都是雙語（以上）併用，有時候他們用米沙鄢語（Visaya或宿霧語）溝通，那是在菲律賓南部的本地語言；有時候也用伊洛卡諾語（Ilokano）溝通，那是在北部的本地語言。在菲律賓，人們使用182種語言 (註1)，除了英語外，我還使用其中三種。

你曾經到過Project Glocal計劃的東南亞國家或其他亞洲國家？(註2)

DY：如果你去過奎松市，你就可以辨識出這個城市雖然和許多東南亞城市有些不同，但也很相似，例如：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雅加達，甚至香港……和它都有相似之處，儘管不多但卻無可否認。或許這樣回答你的問題，沒錯，我曾經去很多這樣的城市，你可以看到我的報告（Project Glocal 2012；《多吃米》）涵蓋仰光、曼谷、新加坡、新加坡、馬尼拉、（香港、東京和台北），現在我的計劃名單還加上吉隆坡和雅加達

你曾經和其他東南亞的策展人或藝術家共事嗎？那是怎樣的情形？

DY：是，我在過去兩年曾和許多東南亞藝術家共事。在語言方面，一定都用英文溝通。雖然我也說幾句對方的語言像普通話、馬來語，或日語，但是那顯然不夠。然而，關於和其他東南亞人民一起工作，有趣的一點是你知道真正要緊的不是語言，而是你要如何溝通，你要如何嘗試解釋你想說的話。舉例來說，在許多我工作過的城市裡，特別是，比方說曼谷，曼谷藝術家幾乎不太說英文。雖然他們聽得懂英文，但是都用泰文回答。你多多少少必須找出了解彼此的方法，於是有了肢體語言，還有持續地溝通總是有幫助的。比方說，你了解認識一年以上的人，更勝於一個剛認識的人。關鍵正是在此。假如你和不是來自相同背景的人們溝通，你想必要和他們更頻繁地溝通，這無關談論的是工作或藝術，還是什麼有趣的主題。重要的是你們要持續溝通，因為持續會產生一種連結，於是理解對方就更容易些了。到目前為止，這麼做都很管用。

你喜歡在這種區域性（在此的區域是指東南亞）的尺度下工作嗎？原因是？

DY：沒錯，再肯定不過！如此享受以至於我此刻找不到任何理由去歐美工作。或許我應該說，當我在紐澤西州攻讀博物館而擔任實習的時候，我確實協助過策展人進行一個菲律賓－美國藝術家的展覽，我們也有論壇以及其他活動，但我發現似乎少了什麼。我並不覺得自己的理念屬於那裡。然而，當我在東南亞工作時，我發現我需要和正在尋找的事物，和藝術家正在尋找的，或者想要體驗的事物是一樣的。因此我感覺這裡才是我要的，沒錯，有人提供我和歐洲或美洲藝術家工作的機會，但是我從來沒有接受，因為我覺得我們並不屬於同一種進程（agenda）。

你認為當代藝術的東南亞「轉向」是某種傾向或大勢所趨嗎？

DY：這嘛，「當代藝術在東南亞逐漸壯大」的說法是一種誘惑，但是我只能猜想。是的，機會是出現了…我該怎麼說呢？嗯，也許我感覺東南亞，東亞或南亞這些地方，都成為重要的場所。即使中亞也有一些動機…這其實不算是找到某個中心，我感覺到那一個以西方作為中心的場景，已經被分散到許多其他的中心。比方說，跟10年或15年前相比，我們現在有許多中心。而且，這顯然和更多國際討論空間的區域雙年展，和廉價航空的興起都有關係，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因為這個世界突然之間變成更小、也更容易「進場」了。

我想這就是你現階段想要做的Project Glocal計劃，那就是建立一種串聯的方法，而不是定焦在一個中心化的平台上。

DY：確實如此。因為當我在2011年開始Project Gloca計劃時。我所持的論點並不是產生唯一的中心，而是要讓藝術家了解有許多可以讓他們和其他藝術家連結的樞紐（node）。它就像是樂高積木，每個積木的接點上都有一個凹處和一個凸處，這樣一來它就可以和另一個積木連在一起，組成不同的東西。至於最後構成的，拼起來的結果，跟信任有密切的關係，也和朋友交心來往有密切的關係。這不是什麼職業考量：噢，因為她／他是一個好藝術家，作品很受歡迎，不是這樣的。你和我都是創作者，所以我們一起來創作吧。

你認為「Project Glocal亞洲城市交流計劃」裡頭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DY：我認為「Project Glocal」裡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架橋」（bridging）或更普遍的說法是「串聯（網路）」（networking）。當然藝術家可以自己串聯彼此，但在我看待此計劃的方式上，它只是一個名稱和一種需求。因此，連結一個藝術家與另一個藝術家的重點會是完全不同的。我的信念是假如你讓人們作他們自己，無論是不是藝術家、策展人、藝術行政，或其他角色，彼此接觸都更自然而有機，那樣一來關係更能持續。這是我認為最重要的部份。因為他們不是為了雙年展或結構化的駐村計劃而見面，你只要提供他們相處的時間，空間和資源，絕大多數時候，總是預設某種結構…或許可以這樣直接地回應你的問題，「Project Glocal」的重要之處在於它提出一個開放的路徑，好讓人們可以循此通往自己想要前行的方向。它是有機的，也是自然的。

雖然考慮到像你說的，它沒有一個固定的結構，但也可能導致一種結論，像是「為什麼還需要Project Glocal計劃」或者「為什麼是這個計劃而不是其他計劃」？

DY：讓我這麼說吧，長期以來我們都有給菲律賓藝術家的駐村計劃，在法國，日本等等，不過都是同樣的面孔。比方說某些人，還有些小型團體，所以我會開發藝術家組合。像我推薦去台北駐村的藝術家曼內（Mannet Villariba），並不是經常和媒體藝術家接觸，因為他40多歲了，所以總是被歸類在資深藝術家。再以我帶去新加坡的Irma Lacorte為例，假如不是這個計劃，她不可能有機會和新加坡的陳玲娜交流。因為他們來自不同團體，有著不同歷程，使用不同媒材。所以在這我想達成的目標，是讓他們看見一種不同個體可以混搭的可能性。在新加坡的合作案例中，實際在新加坡美術館8Q分舘展出的計劃，就是她們合作的成果。我必須向你坦承，過程非常困難，我來回對話好幾次…但是到了最後幾天，她們終於完成一些事情。事實也會證明，正如我們所臆測的。或許這裡我想做的是為他們指出那些明顯的現實。我們都知道有這種可能，但正因為明顯不過，我們全然視而不見，這就是我想讓藝術家看見的。

你也認識了菲洛茲‧蘇萊曼（Fairuz Sulaiman），他很有創造性。可是他從來沒有真正越過邊界，嚐試和其他藝術家合作。他總是在馬來西亞和藝術家合作，接著你看見參加馬尼拉「媒體／藝術廚房」（Media / Art Kitchen）展覽，以馬來西亞藝術家的代表身份。但我告訴他：「我們去台北時，你必須和台北的藝術家共同創作。」這也就是藝術家（Irma Lacorte）對於我提出的術語「雙重曝險」（double exposures），意思是「走出安全區之外」。她認為這就是我們這個計劃要做的事情，我告訴藝術家在安全區外面還有其他場所，並強迫藝術家去那裡。她認為我這麼做，我也覺得她說的沒錯。所以無論「Project Glocal」將來衍生出何種模式，基本元素都維持不變。

但是對藝術家而言的安全區，可能不是觀念上的安全區。所以我想在這類的合作（即使離開了安全區），藝術家仍得完全信任某位策展人或者策劃人才行。

DY：正是如此，之前也有人提過類似的議題，我也時常思考它們。譬如：萬一我（達鴦）不在這裡呢？因為他們是透過像我這樣的中間人聯繫，所以會不會有一種結果是，他們雖然認識其他人卻又沒能和對方一起創作？我考慮過這些可能性，但是他們不必實際的，好處在於他們得以明白還有其他地方可能讓他們感到自在。假如他們願意繼續對話，那麼正如前面所說，溝通就更容易發生。他們有可能不只學到對方的語言，連同表達、感受、詮釋也隨之而來，於是就能成功了。但如果藝術家真的不覺得自在，就算我在旁邊引導他們，仍然發揮不了什麼影響。那樣一來，她或他就不是那種串聯的人選。因為不是所有藝術家都能，有藝術家很獨立作業，也不是每個人都適合串聯。比方說，有些優秀的藝術家除非很信任你，但除非很熟了，他不會輕易合作。薩瓦圖斯（Mark Salvatus），這位菲律賓藝術家正好和前面說的那種類型相反。他對於任何對象都持開放態度，這不是說誰比較好，只是對於我們的合作計劃而言，這樣的心態會有影響。

我懷疑這種照顧藝術家的傾向是否也和你的背景有關？

DY：我也這樣認為。我唸的是藝術研究，這在菲律賓包含藝術史、藝術行政，和跨領域藝術。我主攻藝術行政，作為一位藝術經理人，你需要經營、組織、規劃，例如音樂、劇場，視覺藝術及傳統藝術研究，這是我的研究所背景。我是音樂學的碩士，所以視覺藝術也是有關。然而，由於我的母親是一位研究民族音樂的人類學家，我們從小就在一個叫做民族音樂中心（Center for Ethnomusicology）的地方成長，那裡現在也是我的辦公室。對母親而言，音樂和其他藝術形式如編織、頌詩、繪圖等，都是日常生活的元素。在此同時，我的父親來自音樂世家，藝術對他而言同樣不是外來事物，藝術家更不是一種標籤。每個人身上都有藝術因子，背景如此，我很容易就會從一種藝術跳到另一種藝術。視覺藝術或劇場或音樂的位置，對我來說並不是問題。我工作的對象是創造的心靈，我視自己為創意的經營者而非藝術家。

我可以了解人類學家看待藝術的觀點，如何不同於我們看待視覺藝術的觀點，雖然你不需要引用人類學理論作為策展論述的基礎。

DY：我的確比較接近那種位置，因為我不尋求名家。對我來說，人們能看懂我的策展論述才是最要緊的事情，不管我是否討論理論。重點是讓人理解，我並不打算讓人以為我很聰明，也不想受人推崇。只想確定自己做這些事的初衷，好讓我在垂暮之年仍不懷疑自己的貢獻。

讓我們來討論這次台北的駐村合作，你的期待是什麼？

DY：這次我送去台北的藝術家是曼內、蘇萊曼、杜托哈多諾（Duto Hardono），他們是我在日本基金會贊助的「媒體／藝術廚房」（Media / Art Kitchen）合作過的對象。然而，因為你沒有參與那個計劃，我想那樣的初次嚐試應該會很有趣，把他們帶去台北，介紹台北的藝術家給他們認識，尤其是那些和他們有相同處境的藝術家，意指處身於大都市，而比較不那麼鄉村的環境。我更有興趣的是他們如何連結一座城市的議題，而且城市又被迫包容了不同類型的人們。

台北駐村會是「Project Glocal 2012~2014」的某種例外嗎？

DY：是也不是。我們在吉隆坡和雅加達也做這樣的媒合，和你去年在新加坡所見相同，這些一切都有跡可循。我們會做展演，會做藝術家的講座，這些都不變，都和人們所生存的同個城市聲息相關。2014年的計劃叫做「Transient」，將包含不同的焦點。在台北是表演性的藝術合作（包括現場聲響和表演／行為藝術），在吉隆坡是社區藝術，在雅加達是街頭或公共藝術，和媒體。不過它們都會是媒體藝術，還有科技相關的藝術。

也許這是我為何打算引進這種表演性的面向–我發現在表演這種體現之中，觀眾可以透過藝術感知到更多–這些感知比起視覺藝術更為確切可靠。

DY：所以它甚至涵蓋我會送去台北的藝術家作品形式，內容會與我對於藝術及科技的根本認定一致，肯定也不是純粹藝術。它是要求投入你的創造性，體驗你的創造性，更是即使人們不具備（純）藝術知識也可以消化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