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海島臺灣,位居琉球和呂宋島弧之間,由歐亞大陸、菲律賓海、及南中國海三個板塊的移動、相互碰撞、隱沒而形成。這幅海陸共構的島國圖像,歷史上承載了豐饒的語言文字,我們以後見之明,常說這是族群或原鄉的故事。這如今似乎再尋常不過的在地論述,落實在新世紀的臺灣社會,多半卻像是大量商品化複製的集體價值誘惑,而非不證自明的真實經驗。主流語彙中對於福佬、客家、原住民、新住民等族群的劃分,一如原鄉/異鄉、我們/他們的思維模板,固然提供了簡易好用的身分指認方式,卻往往無法梳理這海島上因渡海往返、殖民開墾、移民定居,而在族群間引起的騷動、越界、混雜,或各種合縱連橫。鍾理和筆下的「原鄉人」,從臺灣移民社會的長期脈絡來看,都曾是易地而處的移鄉人,未來也可能再度遠走他鄉。黃錦樹曾寫道,族群和原鄉多半是後設的概念 (註1),我們也可說,它標示的不是一種與生俱來、有先驗價值的身分,而是從此地到異地所產生的時間、距離和經驗知識,是主客往來的互涉、對比,是他我的換位;它暗示的可能是風俗變遷,也可能是延續。這個位移的概念,我們姑且稱為翻譯—翻轉、跨越、釋義。原鄉人,首先是譯鄉人;以此觀點來談論新世紀的臺灣,首先是一項翻譯的工程。
從1970年代開始,臺灣成為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的一部分。1990年代起,為了因應中國經濟改革、與東協日趨緊密,以及整個亞太地區投資轉向,臺灣政府實施了幾波南向政策,來自東南亞和中國的移民工,隨而越過海陸、語言、族裔、宗教等鴻溝,進入臺灣充滿歧視的婚姻和低階勞力市場,成為他者。在主流媒體日漸關注下,背景不一的移民工和其家人往往被化約為幾種可辨識的身分標籤,比如充滿貶意的外籍新娘、外勞、外配,和千禧年後出現的新臺灣之子、新二代等。在當今多元文化主義的收編下,相對於同樣被邊緣化的原住民,他們被稱為新住(移)民,或臺灣的第五大族群。這個身分符碼,在象徵意義上佔有一席之地,卻往往不是官方國族敘事的主要參照點,在臺灣公民社會裡鮮少有實質話語權。黃宗儀和李紀舍曾用「近似家人,實非親故」,來批判臺灣社會對待外籍移民工弔詭的雙重標準。(註2) 的確,這種將他者勞役化的選擇性想像,正凸顯了本土、原鄉、在地等家國邏輯的內在矛盾,而所謂的異鄉人與原鄉人之間,因現實情境而張馳不斷的距離,和他們這互為表裡、充滿變動的關係,或許才是族群概念真正發生的場域。本文從這個視角出發,主張新移民工流動的生命書寫,其之於理論臺灣的重要性,不只是記錄移鄉勞動,更在於翻譯臺灣內外多語族之間,曖昧緊張的觀看距離和共構關係。
以東南亞移民工為例,從2003年跨國婚姻創歷年新高、「新臺灣之子」(註3) 論述和《外籍新娘三部曲》等紀綠片相繼產生以來,以移動人口為題的文字刊物和影像陸續湧現,例如:多語出版的《四方報》、集結無證移工和外籍配偶心聲的《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與《離/我們的買賣,她們的一生》兩個文集、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策劃的《凝視驛鄉》移工攝影集、顧玉玲以文學筆觸和社運戰鬥力寫出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與《回家》兩書、收錄頭三屆東南亞移民工文學獎作品的《流》與《航》、陳又津的新二代書寫,以及目前分布全台六家的東南亞書店大聯盟等。這些出版品動員獨特的形式、內容、語言、觀點、媒體平台,從街頭勞運的場域,於近年逐漸發展出明顯的創作性,不只展現新移民工書寫在臺灣公民社會的迫切性、實驗性和目的性,由於相當側重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相互注解,更赤裸裸地說明翻譯的重要:它是交流的必經過程,卻不是零價值判斷的產物,作者、譯者、讀者往往必須共同承擔「可譯(議)性」(translatability and debatability)的問題。劉禾在《跨語際實踐》裡寫道,翻譯是一種在認識論意義上的穿越(epistemological crossing),是通過一種事物來解說另一種事物;(註4) 新移民工的跨界敘事由此觀之,可說是透過處理翻譯的問題,來觀看、批判、理論並解構臺灣的原鄉論述。
過去十年,在台的新移民工創作,實踐了幾種認知上的重要翻譯工程。本文從以下四個層面,試想新移民工身為譯鄉人,所提供的幾層重要論述契機。
集體的跨界敘事
首先,在敘事主體上,新移民工創作基於勞運的背景,尤重集體經驗的表述,把故事從私領域的抒發帶到公領域的街頭,發聲的主詞即使是以單數的「我」呈現,也可見「我們」的格局。長期投身勞運的顧玉玲,以記錄菲勞故事的〈逃〉獲2005年中國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在得獎感言裡說:「如果我大量使用『我們』作為敘述的主詞,那確實是因為行動的背後是組織性的支持力量⋯記錄弱勢者用力發聲的歷史,是集體實踐的一部分。」(註5)
不同於泛政治化或現實主義裡所謂的文學為社會服務,這裡的集體創作,旨在解構單一作者的光環,挑戰說話的「我」作為族群代言的矯情假設,把創作具體草根化。例如,〈逃〉的獲獎用來補助勞協的租金,又例如促成《凝視驛鄉》攝影集出版的工作坊,也原是勞教課程。由寫作而生的知識,不再是個人財產,而是集體分享的社會資源。(註6)
其次,這個以複數的「我們」來發聲的移民工書寫,不僅迫使讀者必須正視翻譯作品在臺灣華語語系文學的位置,也凸顯出作者、譯者和讀者間互補、共構的生態。2014年首辦的東南亞移民工文學獎,頭三年徵件對象含括越文、泰文、菲文和印尼文書寫的作品,初審由母語評審先行篩選,決審則翻譯為華文,由國內作家、學者、專業編輯等組成的評審團最後決選。三屆作品分別集結成冊,華文和原文並置,進行雙語出版。(註7) 作者、譯者和讀者這三種發聲、閱讀的位置,雖然彼此有語言隔閡,卻各有潛在的創造性和顛覆性。首先,移民工用各自的母語創作,迫使華文讀者思考華語語系臺灣文學的多語本質和流動邊界。其次,文學獎的譯者,乍看是次要的「第二作者」,然而對於多數不識東南亞語言的華文讀者而言,翻譯卻是唯一的閱讀媒介,譯者則形同「共同作者」。誠然,評審團成員如陳芳明、翁誌聰、黃錦樹和蘇碩斌等皆指出,以華文翻譯來評比且不分文類給獎,有其難度和侷限,但不可否認的是,翻譯作為溝通的主要場域,卻使東南亞母語作者和臺灣華文讀者之間,有了相互觀照的契機。評審之一的駱以軍,稱此觀看的活動為「文學的協商」(註8)。的確,語言間的鴻溝,凸顯了文化翻譯的困難,翻譯過程的主要危機和盲點,卻不一定是語言單獨所致。語言和觀點的難譯或不可譯(untranslatability),是協商的必然過程,它使得移民工文學生產,更具集體性和現時感。這個集體翻譯的工程,簡單來看是實踐族群身分政治,就創作屬性而言,如艾米莉.阿普特(Emily Apter)所見,多少也抗拒了資本主義社會裡,有意無意將文藝創作私有化的成規。(註9)
異質空間的隱喻
作為一種近距離觀看臺灣的視角、一種跨國的臺灣觀點,新移民工的文字和影像創作往往以詭譎、諷刺的對照和隱喻之姿,實踐社會批判。以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策劃的《凝視驛鄉》移工攝影集為例,組織人吳靜如表示,參與攝影工作坊的東南亞移工,「在長期被環境塑成習慣沉默的狀況下」(註10),透過相機學習自在地表達立場、抒發情感,用影像符號當作隱喻,以照片、標題的圖文互動,對臺灣社會和工作環境做諷刺的鏡像呈現。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觀點,移工攝影集投射出來的臺灣,是個富含批判性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註11) 比如,菲律賓看護工雀芮絲.薩諾依赴(Cyd Charisse B. Sannoy)用照片讓觀者看到通往她睡房、半開著的房門,和插在門上的鑰匙。看似尋常、無鮮明主題的影像,一旦與標題對照,囚鳥般滿腔的無奈卻一覽無遺:
我沒有拿走鑰匙的權利,這也代表我其實是沒有隱私的。任何人想進來我房間都可以隨時開門進來,甚至當我熟睡時。不過沒關係,屋裡其他的人應該是不會對我怎樣的,至少我是這樣相信。何況這只是許多我必須去適應的事裡頭的一項罷了。(註12)
同樣來自菲律賓、曾因三重飛盟工廠惡性倒閉而參與抗爭的廠工阿麗絲.汀森(Alice E. Dimzon),用照片記錄她與女性友人穿同樣款式的衣服和鞋子,一旁並以文字娓娓道出影像本身不為觀者所查的親密女女情誼。攝影集裡的照片和文字既各自表述,又相互翻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譯者的天職〉一文中,稱這種翻譯產物為互補(complementarity)。攝影集圖文並置的異質空間,映照出移民工經驗的邊緣性,和多元文化幻影下的無聲抗議。(註13)
2012和2013年,《四方報》編輯群把遭某些媒體污名化的東南亞無證移工和新移民女性來信投稿的心聲、記者志工的側寫,集結於《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與《離/我們的買賣,她們的一生》兩文集,展現移民工所處的真實空間。以《逃》為例,其中一篇篇匿名稿件中的暗夜逃跑場景,如張正所說,宛如一本「流亡索隱」。(註14) 在多重剝削下,外籍移工被迫選擇逃的宿命,流亡在黑暗的樓梯間、忽明忽暗的小鎮外、寂寥的田野中,或漆黑的森林裡。喘息奔跑的移工,蹣跚徒步於我們所謂的寶島、他們眼中的牢,原本互不相識的移工以手足互稱,患難之情成為僅有的慰藉。
《離》也有類似的空間隱喻和逃跑、離異的主題。孫中興的導讀指出,在買賣婚姻和新娘、配偶、母親三位一體的性別約束之下,許多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對家的空間想像,不管是原生的娘家、或結為連理的婆家,都變成了枷鎖的「枷」(註5)。事實上,新移民工的自我表述,除了與其他弱勢族裔書寫同樣關注歧視、剝削、權利、認同等問題,更重要的是系統性地上演勞役、逃跑和患難之交的場景,以異質的文字空間揭露臺灣作為一個想像實體的詭譎面貌。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的東南亞移民工文學與全球的移民和奴隸文學傳統之間,實有高度的互涉性。
多元族裔文學的認可機制
自2014年以來三屆的東南亞移民工文學獎,展示了社運和文化人士對跨文化研究和文化翻譯工程的信任。評審們即便對語言翻譯持保留態度,基本上還是肯定文學獎製造話語權和族群能見度的功能,其心得分享,也多不約而同流露了主客對照的溫情。(註16) 然而當今的多元文化往往變成政治話術,少數族裔和弱勢論述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多淪為商品化的符碼、或象徵開放的陳腐樣板。新移民工的自我表述當然也有形式化的潛在危機:過去十多年來相關題材的紀錄片、劇情片、談話節目或電視劇,一方面反映了公民參與的創作動能,一方面卻也無意間複製了市場機制收編多元文化想像的形式套路。這類的表現,在信任多元文化的假設下,往往以等量(值)齊觀的翻譯邏輯,將族群、語言、文化的他者,化約為可一比一互相置換的客體。即便透過文學獎的建置,使跨國移動人口的主體性在象徵意義上得到些許的抒發,若不能更深入地探討並批判身分政治和族群論述的內在矛盾,不管是對於創作者或讀者來說,將很難在認知上,長期實踐對觀照臺灣有真實啟發的價值。
從理論和操作層面來說,移民工文學什麼可譯(議)、不可譯(議)、怎麼閱讀、放在什麼位置上讀、在怎樣的媒體環境裡書寫、動用哪些資源,這些問題不同於古典人類學裡時有的獵奇式閱讀,或許可幫助我們思考勞動環境如何影響寫作者的發聲。移民工創作者的身分不能以單一勞動階級視之,其社會資源、教育背景等,都是影響創作語言的參數。譯者扮演的角色也須討論:母語譯者的招募方式、雙語養成的背景、是否來自移民工家庭、翻譯的工時等環境因素,也是文化翻譯的一部分。最後是族裔、國籍、語言、階級等文學歸類基準的問題:截至2016年三屆的文學獎,以東南亞移民工及新二代為徵選對象,但不包括華語圈的中國移民,箇中交錯的語言和族裔政治,如何影響我們閱讀時的基本背景假設?新移民工的台籍配偶是否應有參賽資格?這種文學是臺灣文學、跨國華語語系文學、還是東南亞文學?
小結:身分符碼的流動
新二代作家陳又津,在《準台北人》裡,以感性口吻結合鋒利視角,跳脫符碼化、媒體化的公眾認可機制,思考跨國流動身分的可能性,不同於我們慣用的陸地,她用海和季風標示父母的原鄉。(註17) 陳又津1980年代生於台北,父親來自福州,母親是印尼的客語華僑,在1990年代外勞、外配的標籤出現之前,像她這樣尚不為媒體所辨識、不為移民政策關注的「新臺灣之子」,在成長過程中被稱為外省第二代。她說:
像我以及小時候的跨國婚姻子女玩伴那樣,沒吃過什麼苦、學業馬馬虎虎,也算是新二代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外配」就不是1990年代才有的事。婚姻仲介的家庭的確不比其他婚姻幸福,但也沒有因此而不幸。新二代不比別人優秀,也沒有因此而不優秀,這群人在沒有媒體的注視下,早就已經「普通地」長大了。(註18)
我們或許可從陳又津的自述裡,找到翻譯臺灣、拆解原鄉概念的另類方式。如果身分標籤和陸地一樣都有界限,無邊的海和季風則讓來自福州的外省移民、印尼華僑和其混血後代有了連結、新生、質變的契機。這些身分都經歷遷移,因為普遍,所以普通。每個人普遍地格格不入,所以都是不完全精準、不太好辨認、但極其普通的準原鄉人。(本文原發表於《台灣理論關鍵詞》的最後一章〈譯鄉人〉,今由聯經出版授權刊登。)
參考書目:
西文
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