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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Zero〉是《Project Glocal亞洲城市串流》計劃中的一場演出，由菲律賓藝術家維拉里巴（Mannet Villariba）與台灣藝術家李柏廷共同創作。此計劃嘗試結合不同城市的藝術家，由彼此間背景脈絡的差異性激發出更多的對話與可能，但這個跨域合作計劃的目的並不在於創造超越國境的大敘事，而是去挑撥不同議題的疆界。然而，維拉里巴在〈Type: Zero〉中，卻選擇了日本物理學家加來道雄（Michio Kaku）的鉅型演化論作為表演的基礎脈絡。鉅型演化理論建構了三種文明，第一種是能掌握整個星球的能源，稱為「行星文明」；第二種能夠掌握恆星能量輸出的文明狀態，稱為「恆星文明」；最後則是「星系文明」，掌握整個恆星的能量。而現今，我們僅僅處在通往第一型文明前的0型文明。加來道雄區分了處在這轉折處的兩種態度，一種是趨向多元文化、另一種則是恐怖主義，強調的是科技所帶來的無疆界性及其反動。表演中，維拉里巴試圖透過特定物件來象徵突破疆界的流動性，透過突出的身體姿態，以一種夾雜在身體與科技物之間的方式呈現。
整個演出，其實是身體面向技術物的一連串互動過程。維拉里巴從一種幾近動物性的方式開始，漸漸地和物產生更多的交會，從好奇、驚恐不安、接觸、征服、控制到認同、洗滌等，開展了對技術物的身體表述。物，不是那靜態的等待被指認的對象，行動者和物是在相互循環的互動中被撰寫出來。如拉圖（Latour）所認為的，物和行動者一同編織了社會網絡。維拉里巴一開始將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技術物視為單純的「物」，但當我們發現這些物質能將自身帶領到全新的世界時，好奇和驚恐油然而生，好奇的是不知會被帶往何處，同時也驚恐於自身純淨不斷的被侵蝕。在征服與接收的過程，造就了感知形態，也讓自己觀察到透過技術物能夠推展的感知能量。
另一方面，正如同演出中他以膠帶將主機板和自己的頭交纏在一起，所帶來的不適與彆扭卻，這也直指一種對與科技和身體感知關係的慾望和焦慮。慾望或許來自於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的「人的延伸」概念，由於科技改造環境而決定時代本質時，此媒介也引發人們特殊的感知頻率，從而改變了人們。而當主體試著透過科技作為介面來觀察自己的感知時，就像維拉里巴被主機板全然遮蔽一樣，呈現了黒盒狀態，也就是「當然科技決定了感知時，我們無法在經由媒介觀察時也觀察媒介本身。」而這個綑綁的頭上的主機版，作為一個物質性的假定，只能暫時遮掩這個弔詭。
從0型世界到能夠掌控能量的1型世界轉折處，是否就像這裡所面臨的困局？或藝術家所指出的，面臨這個同質性侵略的轉變，我們該如何應對？或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提問，這樣的表現形式或者這樣的思考位置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我們如何一方面想像處於宏大敘事下的身體處境，也可以想像透過觀看他人的身體去感知。
散落一地的報紙或是主機板，在演出中皆是以一種象徵資訊爆破邊界的意涵被置放，腳下的輸送帶似乎也意指處在時代的我們被迫流動中而無法停止。維拉里巴的表演像一場演化論的展示過程，從動物性的慾望到駕馭資訊的慾望，透過身體與媒介科技的互動過程來開啟科技結構下的感知經驗。或許我們先不論維拉里巴是在什麼樣的立場或者戰鬥位置而選擇此理論論述，而是探問他如何在藝術空間中如何「展演」這個命題。首先，藝術家透過的預錄的口白以「聲景」的方式提供背景脈絡。演出空間中有兩個房間，藝術家在進門的左側空間裡演出，但聲音不僅在這裡出現，也在另一個的空間被播放。這段口白以環繞切片的方式在不同喇叭輪撥著，但由於兩個空間中多了一道牆，因此聲響的效果就不僅僅是環繞，更是竄流的，這點除了呼應現代性流動的理論命題和整個計劃的背景串流之外，也替之後的感知交疊留下基礎。
把自身的話語權先丟給週遭流動的話語時，我們就將注意力放在身體在此語境中的處境。這時身體就是一具被指認的身軀，觀眾也就更容易的指向類型化過程，無論是焦慮的、興奮的、壓迫的身軀。或許它代表著一種對於壓迫的控訴，揭露一個關於技術控制覆蓋整個星球的賽柏格世界，加來道雄就是以男性中心主義來去抽象化整個星球的能量。或者，就像表演者一開始所展現的一種動物性的好奇驅力，到嘗試控制技術、認同技術，甚至慶祝最後的賽柏格身軀。然而，這整個形貌的模態又必須重回技術才呈現出的兩面形式：承載訊息流動的技術物，無論是輸送帶、承載資訊的紙本、數位形式的主機板，一方面作為身體感知的通道介面，另一方面也作為物質性機具而存在，而與身體碰撞、摩擦滲透、甚至結合。更重要的是，觀眾透過表演者與媒介的關係連結出行動意義與體驗的連結，然而，它卻也限縮了藝術場域中感知能量的切換。
當我們理解技術物可以作為標示形式的技術媒介，以及作為特定物的形式在場之時，就能去分派表演者在這個過程中處於什麼經驗位置。尤其是「感官能夠被媒介技術決定」這件事被觀察到時，也區分了意識和感知。對於在表演空間裡的觀眾而言，則是意識和身體的區分，因為我們只能透過將身體設定成感知的外化來觀察。無論笛卡爾所論的「身體」只是「精神」的廣延、意識主宰身體，或者放任身體引導意識，身體是意義輻射的場所等等，這些都已經迫使這兩者具有一定的結合難度。不過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能夠在觀察中重新建構身體性，並且賦予藝術家在這宏大敘事的轉折處採取什麼樣的位置。觀眾可以觀察表演者和媒介的互動來指認行動的意義，例如當他不斷的把散落周遭的報紙堆起來，冒著跌落的風險爬上頂端，這是否意味著當人們試圖控制技術媒介時，無法預期的風險。另一方面，當我們將注意力擺在表演者抽離出來而去體驗這些技術物時，又是另一回事。這時我們就不再去類型化這個身體的意義，而是讓當下的身體來自我呈現。身體的意義只能在當下呈現並回饋，文明轉折處只有在當下的處境體現時才能被掌握，而不是由理論家武斷推論。
技術形式與身體形式在聲音敘事的換繞下進行多重的切換，這是關於未來的投射，並回過頭來突顯自身無法正確描述當下社會結構的焦慮，逼迫我們試著反應這樣的現實。當代技術（物）的弔詭形式，已經在藝術場域中不斷的被提出，這是一種對感知觀察的多重技術。維拉里巴使用許多感知敘述的外化，體現在身體呈現中；並且導入加來道雄的立論預設，在演出中產生了過多的象徵意涵，缺失了這些多重技術留下的感知空白處。我們對於未來的投射其實彌補了我們無乏適切地描述當下之結構，或許我們需要的是挖掘這些被掩蓋的形式，進而導出更多未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