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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一位在柏林唸生物學的美國人哈爾（Granville Stanley Hall）在家鄉的雜誌《國家》（The Nation）裡發表了一篇介紹歐洲發軔中科學革命的文章。他寫到：
圖表法（graphic method）正迅速成為國際通用的科學語言。它不僅能掌握住細微的變化，也可以同時適用於研究與教學。…在德國，它已經以特殊地邏輯方法徹底改變了某些科學，而且在至少一、兩個例子中更讓演講廳轉變成了劇場。其中的場景就是圖表…
雖然哈爾把「曲線圖表」描述成一種新的「國際語言」多少有點誇張的意味。然而，不可否認的是，19世紀下半的確是一個充滿曲線圖表的時代。在當時，大量的自動記寫機器被發明出來，用以將各種原本不可見的身體內在生理機能，譬如脈搏的跳動、肌肉的收縮、呼吸的過程或是神經刺激的傳遞速率云云記寫成可見的曲線。這些機器不但迅速地被廣泛使用到不同的科學領域中，更形塑了「世紀科學」─ 生理學的現代化發展。
在今天，即使我們看不懂這些「圖表」，我們卻幾乎不會去懷疑，為什麼這些從我們身體裡記寫下來的脈搏、神經、心跳云云會是「曲線」的形狀。對於我們來說，它們不需要被解釋，因為它們早已成為日常裡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身體圖像。然而，如果我們把西方19世紀的「脈搏曲線」和傳統中醫裡的「脈搏圖」並置在一起比較時（圖1、2），我們就不得不去問，為什麼同樣是「脈搏」的圖像，卻有著如此大的差異？是因為西方生理學和中醫各自擁有不同的製圖技術或是使用圖像的習慣？或是更根本的，是因為它們看到、理解、想像的「脈搏」有所不同？
馬黑（Étienne-Jules Marey）的「脈搏記寫器」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先從馬黑（Étienne-Jules Marey）發明的「脈搏器」（sphygmograph）開始談起。在1860年代，馬黑接續著德國生理學家費爾歐特（Karl Vierordt）發展出來的模型，成功提高了「脈搏器」的敏感度。這個在發表後隨即被視為「醫學裡重大突破」的「脈搏記寫器」的原理，是將一個彈性的墊片放置在手腕的動脈處，讓墊片隨著脈搏的跳動上下移動，而所謂的「脈搏圖」就是利用齒輪裝置將墊片上下移動的幅度記寫在以固定速率水平移動的紙上所形成的「曲線」。
對於馬黑而言，「脈搏曲線」的優點在於它可以將人類感官無法精確感知到的細微變化，也就是動脈脹大和縮小的過程持續不斷地記寫在紙上。此外，馬黑認為，透過脈搏器製造出來的「脈搏曲線」是一種「自動書寫」：一如「攝影」是事物透過光將自身書寫到相紙上的「光的記寫」，「脈搏曲線」也是脈博將自身的運動痕跡記寫到紙上的結果。馬黑認為，「脈搏曲線」不僅去除了人為的介入，更是脈搏自身對自己最忠實、精確且客觀的「再現」。對於許多19世紀的生理學家而言，「脈搏曲線」更重要的功能在於，它讓脈搏從一個必須經由「觸摸」才能感知的對象成為了一個「視覺之物」：生理學家或是醫生不再需要透任何語言的描述，而是透過直接在紙上測量、運算弧線、波長，就可以分析脈搏的特性。事實上，正因為「波長」這個超脫出任何描述，而直接可以被量化的特性，馬黑也把「曲線」視為一種超越任何語言藩籬的「世界語言」。
中西醫學中的「脈搏」
回到中西「脈搏圖」的差異上來說，我們必須知道的是，雖然西方和中國的醫學傳統都很早就注意到身體上可以觸摸到的脈搏現象，並且都把脈搏視為可以用來診斷身體狀態的重要工具，不過在一開始，他們就分別以極為不同的方式來理解「脈搏」這個生理現象。在西方，對於脈搏（sphygmos）的理解主要奠定在解剖學的知識上。古希臘的醫生赫洛菲洛斯（Herophilos）之所以被稱為西方「脈搏學之父」，是因為他藉由在解剖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將屬於心臟的「脈搏」與屬於肌肉、神經的「震顫」、「痙攣」、「抽搐」區別開來，將身體四處可以觸摸到的動脈脈動獨立出來，成為一個與心臟相連的單一系統。此外，西方的解剖學傳統也讓醫師能夠將皮膚表面可以觸摸到的「搏動」理解成皮膚底下收縮、脹大的「動脈」所造成的生理現象。反觀中醫，我們會發現中醫裡雖然有零星的解剖記載，不過解剖始終不是建構脈學知識的關鍵。和西方的脈學不同的是，中醫認為人體中有複數的脈。而且在中醫裡，「脈」更像是人體中運行氣血、聯絡臟腑、溝通內外、貫穿上下的不同路徑，是經由長時間經驗的累積，由外而內聯繫出來的不同關係系譜。中醫脈搏的理論並不是建立在解剖人體過程中「能被看見」的、實體的動脈，而是由病症、病徵、診療身體部位所聯繫起來的網絡。
這樣不同理解「脈搏」的方式會怎樣反應在「脈搏圖」上？回到馬黑的「脈搏記寫器」，我們會發現，馬黑和其他19世紀的生理學家都認為，只要我們能將「動脈脹大和縮小的程度」紀錄下來，我們就能記寫下醫生用手指觸摸脈膊時所感覺到的「觸感」。這個「幾何式」的理解脈搏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解剖學」的影響。西方的醫生認為，我們在體表上觸摸到的「脈博」就是在解剖學過程中看到的持續脹大、縮小的動脈。事實上，早在古希臘時期，當時的醫生就已經用動脈的脹大和縮小來定義脈搏。古希臘著名的醫生蓋倫（Galen）更認為，醫生在觸診時必須學會察知脈搏的長度、深度和廣度三個方向的延展與收縮，並用血管這三個幾何方向的脹大、縮小程度來定義長、深、廣、短、窄、淺脈…不過，對於中醫來說，血管形狀的幾何分析當然不足以用來定義不同的脈象。譬如《脈經》提到：
弦脈，舉之無有，按之如弓弦狀。緊脈，數如切繩狀。沉脈，舉之不足，按之有餘。伏脈，極重指按之，著骨乃得。
在中醫裡，醫生不只必須主動地以不同力度來按壓、觸摸脈搏，在多數狀況下，他們更必須經過一段來往反覆的過程才能斷定不同的脈象。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西方從古希臘時代以來，就是以一種「視覺」的幾何分析方式來想像被「觸摸」的脈搏，而這個想像是與他們在解剖過程中「看見」的動脈緊密連結在一起的。相對的，中醫裡的「切脈」是無法用視覺、測量血管的幾何變化方式來取代的。
「精確」的語言
要理解中西醫「脈搏圖」的區別，我們還必須回到西方脈學理論家對於「追求語言精確」的傳統上來說。正如之前提到的，早在古希臘時代，西方的醫生就已經將脈搏視為一種診病的工具。然而，在西方歷史上始終有著「脈搏描述不夠精確」的批評。在18世紀末，更有許多醫生建議完全廢除對於脈搏性質的命名與描述，而完全採用計算脈搏次數的方式來重新建立一套永遠不會理解錯誤的脈搏理論，因為他們認為，脈搏理論中充斥著太多根本無法被驗證、憑空杜撰出來的推測、描述和隱喻。就歷史看來，馬黑之所以投入「脈搏記寫器」的發明，並大力鼓吹用「曲線圖表」來取代一切對於生理現象的描述，乃至於排除所有人類的語言，也是源自西方對於「語言」不信任的傳統。
不過在這邊，我們必須問的是，在這些看似客觀中立的「曲線」背後，有那些東西是無法被量化、被再現、乃至於被遺忘、丟失掉的？又，難道是否無法被精確、毫無損傷傳遞、複製的經驗，就等同於「不存在」？事實上，反觀中國脈學的傳統，雖然在歷史上，中國的醫生也會感嘆脈學太過艱澀難懂，不過，「語言不夠精確」似乎從來沒有成為要中醫放棄用「人類語言」來描述、傳遞脈學知識的原因，正好相反，它反倒成為了改寫、補充過往描述的重要動力。
「節奏」的記寫
馬黑在系統性地介紹他的發明時曾指出，脈搏的記寫其實就是一種「音樂記譜法」。他甚至把他的「圖表法」歸結到11世紀初發明四線譜系統的義大利修士達賴左（Guido d’Arezzo）上。事實上，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在西方，「脈博」一直緊密地和「音樂」連結在一起。譬如之前提到的「脈搏學之父」赫洛菲洛斯就利用音樂中的「節奏理論」來區分不同年紀所展現出的不同脈搏。在中世紀時，音樂理論成為醫學科系中必修的科目。許多音樂理論家、哲學家和醫生都認為，在觸摸「脈搏」時可以確切經驗到「音樂節奏」。從16世紀起，西方的醫生更開始利用「音樂記譜」來「記寫」脈搏（圖4、5）。對於他們和19世紀的馬黑來說，「音樂記譜」之所以可以拿來記寫「脈搏」，就是因為「音樂記譜」能夠將每一次動脈的收縮和舒張在時間的橫軸上清楚地記錄下時間的比例關係。
然而話說回來，我們得懷疑的是，是否一個能記寫「時間」的系統就是最完美的記寫系統。就「音樂記譜法」來看，我們會發現，中國古琴的記譜法缺少了「節奏」的參數，這套記譜系統在乎的更是不同「指法」所開展出來的不同音色。回到「脈搏圖」來說，我們則會看到，中國的「脈象圖」並非如同馬黑的「脈膊曲線」，把「血管在時間軸線上的變化」視為是呈現脈象的首要要素。在這邊的脈搏圖是將一整段往來反覆按壓、覺知的過程，統合、凝結出來的「感覺的圖像」。
在中醫裡，脈搏雖然可以被「描繪」，不過，這些圖像更像是一種「補充」，一種接近「手感」的嘗試。它們並不意在取代「觸摸」，成為「脈博」的再現，而更像是一種用來輔助醫者在學習區分不同脈象時，輔助文字，用以想像指下脈博的工具。
由「圖表、圖像」集合成的現代身體
1925年6月7日，德國猶太裔婦產科醫生、科普作家坎恩（Fritz Kahn）在《柏林畫報》（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未來的醫生〉（Der Arzt der Zukunft）的文章。在這一份威瑪時代發行量高達兩百萬份的週報裡，坎恩大膽地預言，醫生未來將從「用嚴肅表情從替人開藥的家庭醫生」轉變成一位「生物工程師」（Bioingenieur），而他在文章裡也提供了一個未來醫生看診的想像場景（圖6）：未來的醫生不再穿著醫師袍，而是穿著西裝，抽著菸，坐在一個類似控管中心的房間裡，在心電圖、呼吸曲線、X光片、血壓計、溫度計和播放心跳聲的收音機前，監控病人生理狀態的工程師。他不再臨床問診，甚至也不再和病人的身體有任何直接的接觸，因為病人的身體機能、狀態將自動被記寫、儲存下來並傳輸到他的面前。這個醫師需要做的只是切換按鈕，呼叫出不同病人的資料，然後用電話傳遞他的指示。
從今天的角度看來，坎恩90年前的預言當然（還）沒有成為普遍的現實。只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今天我們早已習慣於，在看診時，自己的身體被反覆測量、記寫、拍攝成各式數據、圖表、影像…這是一個身體影像化、碎片化、資料化與數據化的時代。只不過，在面對這些龐大的、複數的「自己」時，我們仍會不禁懷疑，究竟我們面前的身體是更清晰或是顯得更模糊了？而有哪些記寫身體、描繪感知的可能性在所謂現代化、客觀化的過程中從此丟失而不復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