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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朱駿騰這次《八月十五》個展，展場首先由若隱若顯、略帶透刺的鼻息聲，與三件分別紀錄著失語、腦傷、中風者的肖像式錄像作品開始。此次展出作品皆圍繞著展場中央的裝置，電視裡的影像痙攣似地定格於一名老人失蹤之前在路口監視器畫面中，留下他騎著單車穿越路面中央的瞬間身影，畫面上標註著走失時間「2016年8月15日下午13點48分」。這個缺乏目擊者的現場、無人稱的監視器視角為觀者勾勒出一道由想像及話語構成的身影，而展場中央猶如地界樁般的影像裝置，則指向在現實中失去地理意義的記憶位址。伴隨著這組裝置的，是這名失蹤者的子女描述失蹤當日情形與家人尋找過程的話語聲，分別由多部喇叭以畫外音方式在展場的不同位置播放，交錯猶如囈語。
此次朱駿騰的個展作品，發展自他過去一年多來於新竹某失智照護機構擔任志工時，與患者、家屬相處後的觀察與思考轉換，他甚至將前述監視器影像裝置中的時間標記「8月15日」延伸為個展名稱。一直以來，朱駿騰的作品呈現都以不同的手法構成，除了是對作品主題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創作者不甘於形式重複的野心，這樣的習慣也令他的作品較難快速地被以某個主題、形式歸類或閱讀，但他自言長期的創作主軸關注於文化、政治對個人（無論日常或精神、價值觀）的影響。在過去幾年，我們多半可見到他在物件上疊附出矛盾意義的裝置作品（如〈伊索的蝙蝠〉、〈疲倦地沸騰〉等）。但這次相較前幾年的作品，在表現上似乎更為收斂，而前述的創作關懷，也從他早期的電影作品《睡美人》就可開始讀到。在《八月十五》中，原為電影背景的朱駿騰，嘗試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動態影像敘事去處理這次的議題（朱駿騰也自承，此次幾乎是以拍攝電影的方式完成作品），來到展場中，也可以察覺現場的聲音設計亦是他所強調的重點之一。也許他本身並未直接察覺，但這樣的選擇其實隱隱指向此次作品議題與時間性的緊密勾連。
從失蹤老人監視器畫面，到本次展場中最主要的、投影幅度最大的雙屏幕作品，皆是某種由失智者個體狀態所折射出的時間感知與身體姿態：停滯或反覆。在這件雙屏幕影像中，朱駿騰以院中一名因阿茲海默症而引發身體遊走行為的長者為拍攝對象，在左側畫面中，攝影機多停駐於長者日日行經的空間內，鏡頭主要是在定點等待她的到來；隨著這位老太太的移動軌跡，觀眾亦可間接看到這所照護機構的內部空間與其他患者的身影。而在同件作品的右側畫面，鏡頭則改以第一人稱角度在院內穿梭移動；不同於前述定點畫面的嚴謹構圖與清晰焦距，在這組帶有觸覺性的運鏡與畫面中細碎的腳步聲，似乎更能讓觀眾進入到在此種病症內裡、那種略帶恍惚與不斷迴繞的身體狀態。不同於朱駿騰早期電影作品中藉由各種融接、交疊、多視角畫面剪輯所構成的敘事結構，在這組影像中，來自觀者與患者的兩種時間感與鏡頭運動等速前進，相較於右側畫面所展現的直接身體感，左側畫面在人物一次次穿行空間的過程裡不斷迴圈，一如那些我們始終無法確切識讀的遊走行為。
回到時間的命題來看，相較於其他媒材，動態影像的確是最能直接表現出時間感知的方法之一，而此次影像的功能並非為了提出某個場景，反而是對觀眾情緒與主客體位置的交換和勾引，定位空間縱深與身體感的工作則是由散置於場中各定點的喇叭來完成。在展場入口處的動態肖像，與展場中間的監視器影像，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時間停滯感，前者代表了由外部觀點著手，試圖通過觀察、凝視去理解這種陌生時刻的徒勞，後者乃是利用失蹤瞬間的影像紀錄進行空間與時間的截斷，一如英文展名「Parallel」（平行線）所指出的差異，記憶的佚失或錯時性的湧返，使得患者與其他人的狀態產生差異，若說其他人正在當下，患者的「當下」則可能是經歷在不知名的記憶區段中，即便與旁人同步走過一樣的路線、甚至凝視對方也難以同步交集的狀態。
若同樣以上述兩件作品來比較，聲音的設計表現出主客體位置的差異，入口處三組動態肖像是以略帶有指向性的呼吸聲，向觀眾提出與畫面中人「面對面」的對視距離，觀眾仍位於自身的位置上進行觀看。但是來到監視器畫面所在的位置時，之於觀眾而言原本應（與觀者）存在在同等時間狀態的家屬話語聲，被有意地切碎、散置於空間之內，原先保持的距離和空間感開始散失。甚至因為喇叭位置的不同，想要找到聲音來源、想聽清楚內容的觀眾也必須在展場中開始遊走，這種遊走動作也與雙屏幕影像中人狀態相互呼應。展場中另一個主要的影像／聲音配置，來自一投影於地面的影像：一隻持握著水杯的手接著不斷落下的水滴，在影片開始的12分鐘之後，持杯者終於無法承受水杯的重量與肌肉的疲勞而鬆手，水杯連同杯內的水一起落地粉碎。這個由上述畫面及水滴與玻璃破裂聲構成的影像作用猶如一組計時器，在水杯墜地而破裂的同時，展場中所有作品的畫面也同步結束，隨著破碎聲響而歸零。而在瞬間漆黑的展場中，僅僅留下展場中唯一沒有聲音的影像：監視器畫面中騎單車的老人，仍在不知名的時間中停滯未前。
在《八月十五》中，地面的水杯投影與聲音是唯一未將鏡頭直接朝向院內患者的影像，這樣的影像也許可以感性地詮釋為創作者一年多來擔任志工、身處院中的個人狀態，或者某種因試圖理解而逐漸盈滿的情緒，但這兩種說法都有將作品過渡浪漫化的危險。「創作者對時間的有意識調控」或許可以是對此影像的另一種詮釋，水杯的落地使得展場中的所有影像因為時間的同步而被收束為同一件作品。如果由這個角度去閱讀朱駿騰這次的作品生產，應該更可理解他說的「以裝置作品拍攝電影」：當觀眾走入展場的那一刻起，與這個空間緊密相連的電影便已開始上演，導演將戲院內的單頻影像與線性敘事拆解為散置的投影畫面、聲音與裝置，並藉由觀眾在場內的身體移動組成新的敘事關係，而這種「在一記憶空間中抓取不同片段」的身體狀態，其實也正是這些影／院中人的所在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