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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因三年間不絕的被捕獲，非常減少，再六年間就不能達到原數，於是從一致的決議，一年間禁止不得掘穴、張網、期土人不會因貪慾的漢人榨取至盡。
—荷屬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城日誌》(註1)
許家維在北師美術館的最新個展《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展出了他近年於亞洲探討殖民或國族主義的三件錄像作品，並巧妙選擇三種不同動物作為主要考察對象，這些動物分別是〈黑與白—馬來貘〉（2018）的馬來貘、〈黑與白—熊貓〉（2018）的大熊貓（或大貓熊 (註2)）以及〈武士與鹿〉（2019）的鹿。其中，由洪建全文化教育基金會資助的前二件作品，去年曾在簡麗庭在北美館策劃的《跨域讀寫：藝術中的圖書生態學》展中以「黑與白」系列之名首次發表，也各自挪用日本傳統藝能的漫才（〈黑與白—熊貓〉）和新加坡動物園的導覽（〈黑與白—馬來貘〉）的敘事體。這二種不同的「語言」本身即內含「科學」或「表演」的框架或圖式，文本也反映原產於東方的特定物種（species）在被殖民者或傳教士於近代史上發現後，演進至嵌入當代大眾文化的特定形象之動態過程。在此前提下，以鹿為主題的全新創作〈武士與鹿〉顯得備受期待。
（動物）歷史
關於這些以動物為主題的歷史，或許我們可以大膽推測：藉著重新爬梳近代的殖民帝國或強權於亞洲的勢力擴張過程，似乎象徵著他已經從2016年的〈回莫村計劃〉關注在1949年後，國民黨孤軍撤退至泰緬邊境的冷戰時期、或「國共內戰」議題，轉向一條更具普世性的、前國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並且在此種新的敘事取向下，將原本看似獨立的事件發展重新脈絡化於「亞洲」的當代圖像裡—於是，沿此種路徑再向前推進的提問將是：「臺灣」在這個新的亞洲圖像裡，又能以何種形象現身？
假如許家維的作品真有「日治」情節的話，最早應該回溯到2008年在基隆造船廠拍攝的〈和平島故事〉，並在2017年個展《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時達至高峰。(註3) 儘管在這時期，他以造船廠或總督府工業研究所等歷史空間為探索支點，但除了相關時空背景外，還未發展出一以貫之的美學策略或特定歷史視野。例如〈和平島故事〉與〈回莫村計劃〉雖然都著眼於特定個體與集體歷史的關係，從個人「回憶」出發再現歷史的多重趨力，主角像是日治時期的長輩或流落異鄉的情報員，彼此之間並無關聯。在〈飛行器、霜毛蝠、逝者證言〉的即時影像裡，觀眾則看見碎裂、非主體的敘事，帶出日本人對香料、鋯石或丁醇三種物質技術的視野，烘托出殖民現代性的遺產。(註4)
我認為要一直到近年許家維幾次前進日本和東南亞創作後，他的影像才真正脫離「代言人」或見證式的立場，並且，這樣的轉折點明顯是出現在《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展覽，由作品〈飛行器、霜毛蝠、逝者證言〉首次引入無人機與蝙蝠等非人類視角時—在該展覽中，我們注意到「臺灣」似乎與某些曖昧的集體形象（如前海軍第六燃料廠員工、或〈高砂〉裡的能劇面具）有所牽連。同時四頻道運算影像，也呈現現代性的（戰爭）時間類型與當代技術的交會。
視窗
在去年的《跨域讀寫》展覽中「黑與白」系列使用多個同步的敘事鏡框／視窗，或在播放時改變視窗邊界。(註5) 在本次展出的〈武士與鹿〉裡，許家維在沿著影像主角口述的時間軸上，同步配置四組均等的視窗而剝削觀眾吸收資訊的慣性。雖然這些影像之間的動力使觀者迷惑，不過本文的主旨並非挖掘這些影像技術，而是針對新作的歷史背景加以補充，端看是否能透過新的意義網絡發現更多意義。
首先，由四組視窗構成的「單頻道」〈武士與鹿〉是以17世紀的貿易體系為切入點、鹿皮的流通為引線，「講述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日本及柬埔寨等東南亞及東亞的海上貿易網，鹿皮的交易串起了武士文化、柬荷大戰與台灣的複雜關係」（創作自述）。四組視窗內容分別為日本武士冑甲文化、湄公河上的運砂石船、柬埔寨動物園的鹿隻豢養，及臺灣近海的水下考古；四者以順時針方向在黑色背景上緩慢輪轉而邊緣重疊。隨著影像輪動，高棉語和日語旁白接替交代出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海上貿易網絡，串連臺灣（大員）、日本、柬埔寨等地的場景。
我們用上圖來說明四組視窗的連動。圖中，左上角為許家維拍攝於柬埔寨動物園的影像，右上、右下、左下影像依序為台灣近海水下考古、日本武士冑甲、湄公河砂石船等。而右下和右上、右上和左上、左上和左下的視窗都有部份相交，似乎暗示彼此分離又互相參照的內部邏輯。第一條敘事線始自17世紀時的柬埔寨，提及荷蘭人從臺灣輸出鹿皮與蔗糖以換取日本的白銀，但由於濫捕，臺灣鹿皮產量由盛轉衰，荷屬東印度公司為尋替代來源而在1643年發動柬荷戰爭，遭到烏棟國王反攻，以獨木舟包圍商船而造成重大挫敗。第二條線表示日本在17世紀初從戰國時代進入江戶幕府時代，不再需要打仗的武士形成新興社會階層，使製作冑甲的鹿皮需求激增；而在亞洲擴張的東印度公司貨幣尚未完全流通，遂透過以物易物方式用鹿皮等商品與日本人換取白銀。(註6)
從很早開始，鹿皮貿易就是臺灣史研究的重要命題。據中村孝志研究發現1638、1639年臺灣的野生梅花鹿皮輸出達高峰，但1940年代鹿皮大量減產，究其背後原因是荷蘭人在1937年為了追求利潤而引進漢人的新狩獵技術，改變之前平埔族原住民狩獵鹿群的傳統。(註7) 然而，狩獵技術影響鹿群銳減的重要性一則對外、一則對內。換言之，狩獵技術不只有外來的需求，更涉及內部動力。但要如何釐清「福爾摩沙」這未開化之地的鹿皮交易，與荷蘭殖民、烏棟王朝的關聯性；又該如何理解初具雛形的國際貿易網絡，其中原住民、荷蘭人、漢人族群之間的社會生態形塑—或在這個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新殖民地，鹿群體現怎樣的歷史動力呢？
（歷史）動物
最早關於鹿皮交易與族群關係的考證，是曹永和1951年發表的論文〈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而早在明朝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的張燮《東西洋考》一書「東番考」，就提到淡水、基隆的鹿皮貿易，「當時漢人便是從台灣與『土人』（原住民）交易，將鹿皮運至中國加工後，再銷往亟需獸皮作為武士胄甲的日本。」直到荷蘭人開始與日本、中國商人競爭起臺灣鹿皮貿易，乃至日本1633年頒布鎖國令，荷蘭人才可以說是壟斷了臺灣的鹿皮輸出。(註8)
臺灣原生鹿科有水鹿、梅花鹿、山羌。梅花鹿在1960年代消聲匿跡，但在荷蘭人上岸時到處可見，因為性情溫馴且適應環境，為平埔族社會所仰賴的重要資源，更代表狩獵的傳統文化。「狩獵時代階段的結束，蓋以狩獵有無多寡所決定。狩獵還很豐富的當時，狩獵是原住者們於原始社會經濟重要的生業，而且是很重要的娛樂，呪術的色彩，強烈地影響原始產業，由這看起來，狩獵也是他們很重要的社會行為。」（曹永和）但此種文化的主體卻在外來勢力影響下逐漸變質為商品。從16世紀收購鹿皮的泉漳商人到荷治、清治時期的納貢、罰課與徵餉，族群間的利益衝突隨著往來頻繁愈發不可收拾。平埔族夾在優勢文化之間，也像棲地被破壞的瀕危鹿群，難以維繫原始生活型態，最後煙滅於歷史書寫（historiograpy）長河中。
在本文開頭引述的《巴達維亞城日誌》裡，我們不難讀到荷蘭人何以從上位者角度期待「土人」不致受到「貪慾的漢人」誘引而改變狩獵習性。在意識到鹿皮危機後，荷蘭人訂定出「一年間禁止不得掘穴、張網」之決議。而這也讓我們連結到《東西洋考》所記載原本島上東番—
人精用鏢、竹棅⋯試鹿鹿斃，試虎虎斃，居常，禁不得私捕鹿，冬鹿群出，則約百許人即之，鏢發命中，所獲連山。社社無不飽鹿者。
正是如歷史學者戴寶村所指出的，平埔族「捕鹿方式不是全年獵殺，也不濫捕，因此可維持鹿群的數量」(註9)。只是令人感傷的是，歷史演進到了〈武士與鹿〉的視窗裡，我們已看不到任何一隻臺灣的梅花鹿—而這裏與臺灣鹿皮有關的影像，只有靜靜躺在藍色海底的沈船裡的貨物。
看不見梅花鹿也無妨。許家維不是歷史作者（historiographer），嚴格來說，串連貿易網絡的也不是「鹿」而是「鹿皮」。然而，當我們從作品循線上溯至「鹿／鹿皮」異化的分歧點時，有沒有可能逆向檢索文本，從物的線索反推它在歷史上的流變原點，進而打撈出更多被異化的記憶？從大航海的「物」到新南向的「網」，技術提供了我們解殖歷史的工具。那麼，銜接〈黑與白—馬來貘〉(註10) 與〈武士與鹿〉的「荷屬東印度公司」，會不會開啟另一扇通往他／它者歷史門戶的鑰匙？也許，藝術社群的歷史解鎖任務現在才要開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