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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共濟會（Freemasonry），今人多聯想到光明會（Illuminati）：一個出現於歐美電影、小說或甚至網路迷因（Meme）中，足以操控全球權勢的邪教組織。關於共濟會的陰謀論古今皆有，(註1) 不過共濟會自古以兄弟會（Fraternity）自居，或近似於扶輪社的定位 (註2)；最早18世紀初成立於英國，透過隱晦符號或象徵架構組織，從可見的會堂與手冊，到不可見的儀式密語、少數人組成的祕密結社。
或許讀者對共濟會的存在仍然陌生，但其實臺灣早有共濟會駐在，中國美生總會（mason音譯「美生」）會堂便隱身在臺北都市叢林之中，走進巷陌映入眼簾的素白色建築與四周透天公寓形成對比；入口抬高、似雙十字牌坊的樑柱撐起出簷的雨庇、半筒形的折板結構，水泥磚加上簡潔俐落的線條，頗具1960年代臺灣現代建築的風格。而會堂設計的建築師來頭不小：虞曰鎮（1916～1993），其作品闕如中興新村立法院議事廳、臺大洞洞館、臺北廣播電臺等，他於1960年代籌備中原理工學院建築工程系創立，曾資助漢寶德創刊《建築雙月刊》、《建築與規劃》並擔任發行人。(註3)
事實上，不只是臺灣，在亞洲皆可略見共濟會的蹤影（筆者在2019年行旅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時，也曾「巧遇」共濟會會所）。論其在亞洲的發展脈絡，係以「南方」崛起：成立於西方世界的共濟會，順著日不落帝國成為新的海上霸權，在海外殖民地開枝散葉。本篇文章便以共濟會在亞洲的發展為主軸，參考各地共濟會的自身說法，(註4) 嘗試提供在陰謀論之外，其主體對歷史的表述，並給出不同的觀點。
南方之前：共濟會的起源
進入亞洲之前，先和讀者簡單說明共濟會的起源：普遍說法，共濟會的前身為歐洲中世紀的石匠公會—Freemason直譯即為自由的石匠。共濟會的象徵與儀式也建立在先祖Hiram Abif的傳說上，相傳他為所羅門王聖殿的首席建築師，因拒絕洩漏關於聖殿設計的機密，遭三名同業的石匠工人謀殺。(註5) 故共濟會常見使用的符號有象徵石匠的圓規與方矩、全能的上帝之眼（Eye of Providence）。
共濟會的記錄早於1646年在英國夏郡威靈頓（Lancashire, Warrington）成立共濟會，確切時間為1717年聖約翰節（St John’s Day）當日於倫敦成立總會（Grand Lodge of England）。1720～30年代先後有愛爾蘭總會及蘇格蘭總會成立，與英格蘭總會三者在18、19世紀在大英帝國殖民地發展。此外，共濟總會陸續在美國及歐陸國家成立，凡貿易與武軍所到之處紛紛成立，如中國最早於1840年代於香港及上海相繼設立會所。(註6)
雖名為「共濟會」，陰謀論往往建基於視共濟會為一體的假設，國際各地共濟會所互通有無的共犯結構，但這樣的想法不盡然正確；實際上，總會（Grand Lodge）之間呈平行的位階關係，甚至最早的英格蘭總會也曾經分成兩個競爭會所，係於1813年才統一成為「英格蘭聯合總會」（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並進行章程、儀式的標準化。(註7)
共濟會與殖民：傳入東南亞
順著總會的不同分支，各地會所的發展具落差及異質性，不過在亞洲，殖民地確實是共濟會擴張的主要途徑。雖然共濟會操弄政治的影響力是否誠如陰謀論般掌握全世界，有待商榷；但實際上共濟會與各地政治情勢同步發展，甚至與殖民地領袖有些關係（這也是為人所稱好或揣測地，即名人權威的共濟會員不計其數）。
當英國東印度公司（BEIC）進入東印度群島，便於1765年蘇門答臘島的明古魯（Bencoolen）建立共濟會。(註8) 又以今之馬來西亞為例，共濟會最早進入檳城檳島（時稱檳榔嶼）；當時領銜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長萊特（Francis Light）也是第一個馬來西亞會所Neptune Lodge會員，成立於1809年（1813年因人事變動關閉）。1875年，Royal Prince of Wales Lodge成立，並在1924年開始，和蘇格蘭總會的Lodge Scotia組成股份有限公司，共建會堂（1927年奠基儀式）並保留至今。(註9)
而在新加坡，1819年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與柔佛州蘇丹簽訂條約，創建新加坡港貿城市，開始英國在新加玻統治的時代。而早於Stamford Raffles在1811年從檳城調職進入在爪哇擔任州督（lieutenant governor），1812年便在當地的Virtutis et Artis Amici會所成為共濟會員。(註10)
新加坡第一個會所Lodge Zetland in the East No. 748（1845年成立，二戰期間中止，1952年重啟，現為No. 7178）(註11) 成立的會堂，1879年遷至Coleman Street。今由東（印度）群島區總會（District Grand Lodge of the Eastern Archipelago，1858年成立）之會長管理。(註12)
亞洲共濟會的在地化與民族革命
意識到了共濟會誠如殖民者的步伐行遍亞洲，與各地發展脈絡不同而共進，那麼接下來要問的是，共濟會何時以亞洲為中心在地化？
事實上．這點似乎成為當今共濟會不約而同自我探討的命題─相較下，外界輿論卻鮮少討論。確實，早期絕大多數的共濟會成員皆來自殖民母國，行商或從事行政的移民。相應地，像是日本在1950年代才允許日籍的共濟會員，(註13) 在亞洲僅能成立會所（Lodge）或區總會（District Grand Lodge），而較難成立總會（Grand Lodge），如同英、美、葡、西等地成立自己的分支。今中國美生總會便也在官方網站上訴苦當年歷史：1928年曾請願成立「中國廬」，卻因「種族歧視」而未果。(註14)
不過，曾有位Graham Stead在2002年「澳洲與紐西蘭共濟會研究論壇」（ANZMRC）發表文章，講述從中國洪門系統的祕密結社，到共濟會的傳入，兩者差異的關鍵，即「推翻滿清政府」的政治意圖與否（如天地會、義興會等）。因此，共濟會的顧慮包含應避免組織受政治立場而利用。(註15)
但這樣的說法實際上並非放諸四海皆準，像是菲律賓共濟會的發展便與民族革命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不同於馬來西亞、新加坡甚至中國，菲律賓最早1856年由西班牙海軍官Jose Malcampo y Monje（1874～1877年，成為菲律賓總督）於甲米地（Cavite）組織共濟會，屬於葡萄牙最古老的總會「Grande Oriente Luisitano」。(註16) 有趣的是，西班牙早期是禁止成立共濟會，其原因可能包含在1738年羅馬教宗萊門特12世（Pope Clement XII）反對共濟會組織。1756年，曾有兩名愛爾蘭人欲在馬尼成立共濟會而被宗教法庭控訴。(註17)
這樣的禁令的有效性似乎有待確認，但共濟會似乎被視為與保守封建制度對立的一方，像是Malcampo於1868年參與推翻伊莎貝拉二世的革命；不少知識份子與革命者興起一股加入共濟會的風潮，被視為菲律賓民族英雄的Graciano Lopez-Jaena便在1889年加入巴塞隆納的會所Logia Revolución。1894年共濟會在甲米地（Cavite）成立「Triangulo」。同時，甲米地也是基進派革命團體Katipunan起義的地點，最終導致菲律賓短暫獨立，史稱菲律賓第一共和，第一任總統General Emilio Aguinaldo也是共濟會員。(註18)
在1899～1901年美菲戰爭失利之後，美國主導菲律賓共濟會的發展，加利福尼亞總會（Grand Lodge of California）在1901-1907年間成立三個會所，並在1912年授權組織菲律賓總會（Grand Lodge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註19)
二戰期間，共濟會進入黑暗期，各地不少的會員受到牽連，如據傳新加坡曾有250位被囚禁於日軍佔領禁囚的樟宜監獄（Chang Prison）(註20)；共濟會在亞洲也名實成為「秘密的」祕密結社。直到戰後各地會所嘗試復甦，此也可見菲律賓共濟會在亞洲的特殊身份，即美國透過菲律賓復甦日本共濟會（1947年），以及今日在臺灣的中國總會（1949年）。(註21) 同時，誠如大家熟知的，在1950年代美國在太平洋島鏈上部署防線，兩者呈現微妙的重疊現象。
小結
臺灣雖然在日治時期之前並無記載共濟會的傳入，在戰後卻因為中國美生總會在臺灣復甦，藉以窺探南方的秘密結社脈絡，一個因西方帝國的勢力鬥爭而傳入亞洲的薪火，曾經燎原整個殖民地。而共濟會在亞洲也十足體現政權嬗遞的脈動，在地化的課題也值得更深入的討論，好比加入共濟會的柔佛蘇丹（The Sultan of Johor；Colonel Sir Ibrahim, 1873～1959）在他成書的《By Laws and History of Johore Royal Lodge》中，在書前、書後均附上《可蘭經》語錄，對應共濟會的原則與宗旨。(註22)
今日陰謀論中對共濟會即將主宰「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恐懼，其實何嘗不同於過去宗教與政治保守勢力對共濟會等秘密結社的臆測。有趣的是，對比在專制社會下的共濟會，現今反轉成為他人眼中極權專政的投射、在資本主義中掌握多數資源的少數人。當然，共濟會如何在當代開放社會，脫除過去陰謀論與異端的污名，同時保持祕密結社的隱密性，成為其必須面對的課題。例如2016年位在檳城的共濟會堂舉辦15國聯合會議，遭到巫統黨員（UMNO）抗議，認為不符合伊斯蘭教教條。(註23)
至於不是共濟會會員的筆者，撰寫本文是希冀讀者們能更客觀的認識共濟會，而也期待共濟會能給予我們更多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