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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達賴喇嘛1997年第一次造訪臺灣開始，西藏議題以及對於流亡藏人的討論在臺灣逐漸增加，當中不乏提及臺灣、西藏與中國自20世紀以來複雜的歷史者，如林照真的《喇嘛殺人》（1999）、林孝庭的《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2006）等，相關運動近年來更與其他人權組織組成策略性聯盟，臺灣與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的往來也逐漸破冰並且試圖邁向正常化，如「台灣國會西藏連線」（2016～）、「台北市議會西藏連線」（2019～）等。
但若我們回溯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檔案與文獻，早在1927年之前，就已經出現雙方往來的相關紀錄。例如：1927年傳教士深入西藏並且以台語白話羅馬字書寫的遊記 (註1)；在醫生兼臺灣本土文學運動推動者吳新榮所遺留下來的日記裡 (註2)，也提及1959年借媽祖出陣頭的宗教活動聲援藏人一事，吳新榮同時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若我們將日本帝國對於西藏的態度納入今日對於臺灣與流亡藏人的研究當中，並藉《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的報導，將可以更透徹地理解臺灣與西藏雙方的關聯性並不僅僅是從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民族主義式的新中國夢開始，而是混雜了20世紀初殖民與帝國主義在中亞的角力，而冷戰時期美國介入在臺灣的西藏士兵軍事訓練，及因此於南亞的紛爭不過是兩者加乘的結果。只是相關文獻保存不易，相關檔案也亟待開放、翻譯與整理。
在藏人行政中央與北京自1979年以來的談判陷入僵局已久，2017年臺灣正式裁撤蒙藏委員會（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早年西藏相關檔案逐漸解密且得以公開閱覽的今日，我們更急需一種能跳脫大中華史觀以及其下所對應的漢藏民族主義論述的觀點，透過正視過去殖民的歷史及檔案的重新閱讀，或許可以為臺灣與世界的關係探尋一條可能的方向。自2021年起，我訪談了一些居住在臺灣的年老藏人或長期接觸藏人者，並摘錄出其中幾篇改寫為本系列文章。透過他們的故事，或許我們得以拼湊出這條前往共存之地的路徑。(註3)
被遺留下來的人
她的名字是Rinzin，住在台北市的頂樓加蓋公寓，她偏好花樣繁複的碎花布料，冬日裡總是穿著深色底灑花內刷毛的長褲、淺色底印花上衣，肩背市場上常見的防潑水滿版花紋側背包，一頭毛躁的半長髮被草率地染過。不知道是因為染髮的人貪求效率，抑或是Rinzin乏力的雙手已經無法負荷染髮時需長時間舉起的梳子重量，灰、白與栗色在她頭頂上粗糙地交錯相疊，如同從頂樓加蓋套房的窗戶望出去的台北風景一般，陰鬱雜亂。
總的來說，她的穿著與一般居住在台北等待都更建物中的老太太無甚區別。她們擁有一段極其艱辛的年少歲月，年老時又被一紙若有似無的承諾，困在以塑膠隔板擋住牆壁裂縫與漏水的住宅中，終其一生的等待由她們的脊椎支撐著，使她們得以體面地面對下一個天明。她的房間擺設簡潔，除了謹慎地保存在相框中的照片，透漏了她在世界上輾轉遷移的年資，還有熱水壺、裝飾用的牡丹粉骨瓷咖啡杯組及小巧的烤箱，雖有些使用痕跡卻不顯陳舊。房間角落擱著一只嶄新的美式街頭風格印花圖案行李箱，大小恰好夠裝滿一週所需的衣物，這是慣於面對動盪的人的習慣—隨時準備好離開，即便她已經在這頂加套房待了10年、且極有可能還會繼續待下去。
她清晨三點起床，誦經兩個小時，解凍一包從自助餐打包回來的五穀飯，泡熱牛奶當早餐。週一至週五的早晨是她在麥當勞的打工時間。當她與同事說話時，或許有人從她的中文口音與特殊的姓名揣測她來自於偏鄉，卻少有人能夠猜到她是一名藏人——也少有人問起。這可能是島嶼人的想像力的貧乏，或者可以說，略顯粗心的善意。
她出生在中國共產黨軍隊進入拉薩的前一年，據她的描述，她來自於衛藏（Dbus Gtsang），出生不久便由父母揹著流亡印度，三歲半進入馬蘇里的中央學校（Central School for Tibetans, Mussoorie）就讀。她的父母是第一批在北印度山區修築公路的流亡藏人之一，待公路修築告一段落，又加入南印度流亡藏人社區的屯墾團，並在屯墾地點蒙古治（Mundgod）有了暫時的棲身之所。
18歲前多半時間她在寄宿學校中渡過，學習藏文、印地語、英文等基礎學科，與她同樣在學校學習的還有後來陸續抵達印度的成年流亡藏人，參與學校的英文課程，學成後即離去。因為路程遙遠，她只能在長假時回家探望家人。比多數流亡藏人幸運的是，畢業後她考取了加爾各答的蘇菲商學院（Suffee Commercial College），在家人的支持下得以進入金融專業領域學習。
但即使是良好的語言及專業技能，也不保障理想與現實的平衡：大學畢業後她先在南印度擔任公務員。當時她的父親已經去世，年邁的母親健康狀況因為經年累月的勞動而每況愈下，姊姊攜三名稚子返家長住，她200盧比的月薪實在無法支應龐大的家庭開銷與醫療費用。不得已之餘，她再次離開家人，到尼泊爾的私立學校擔任英文教師。1970年代以來，尼泊爾曾成立數間由臺灣方出資或間接贊助的學校，給予流亡藏人學生高額獎學金，掛名的校長通常是與臺灣關係友好或是在臺灣定居的藏人，有些人與公部門關係匪淺。這些學校在1990年代臺灣與流亡藏人關係產生變化時，轉手給當地人經營或就此倒閉。學校培養出來的流亡藏人學生，不一定會前往臺灣，部分在畢業後轉往印度的職業學校受訓，並在其他亞洲國家取得工作機會。在一些特例中，也有人透過工作之便，以難民的身分取得美國國籍，就此定居美國。在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86年）後不久，她透過朋友的協助輾轉經由香港來到臺灣，當時她身上只有100塊美金存款。
最初，她在私人佛堂協助打掃並為僧侶烹調食物，並認識了年長她30多歲來自於康區（Kam）的丈夫廷列彭厝（Thinley Puntsok）。尚存於臺灣的相西藏檔案當中，廷列彭厝的中文名是車爾美，1959年與其他七名藏人一同自印度搭機來到臺灣，當時一起抵達的有嘉瑪桑佩（Chama Samphe）與妻女、明珠仁波切（Mingyur Rinpoche）、阿夏（Asha）等 (註4)。由於嘉瑪桑佩曾經參與藏族在四川一帶與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在蔣介石以華人為主體、含括「新中國」疆域內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主宣傳中 (註5)(註6)，很快地以反共義士、民族代表的身份出席政治場合，在一些文獻中，也提及他來台之後曾經往返於臺灣與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區。其他人留下的照片不多，照片中車爾美經常伴隨著明珠仁波切左右，其中某些拍攝地點則位於外島的軍事管制區。(註7)
Rinzin對車爾美的工作所知不多，只知與情報相關，畢竟車爾美的中文程度只能應對日常生活，而她在抵達臺灣後才開始學習中文，生活瑣事皆須仰賴他人協助，無辦法理解當中複雜的政治角力。她與車爾美住在政府配給位於天母的日式平房，距離國家安全局不遠，再不遠處就是以創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1932～1955）的戴雨農命名的社區。嘉瑪桑佩一家分配到的宿舍也在附近，他的女兒們就讀以外交人員子女為主的美國學校。
她在社區中擔任私人英文家教，一堂課學費300元台幣，頗能應付生活。據她回憶，天母曾經聚集了早年來台的藏人，下班時間，人們經常到彼此家中作客。有一名瘦高、講話風趣的安多人（Amdo）經常來廚房打下手、協助她包餃子；另一位同樣來自於安多的人是車爾美的同事，後來與臺灣女性結婚，妻子在台北教書。
多年後宿舍因老舊被政府移作他用，她與車爾美遷居到政府配給的新式公寓中。公寓位於今日的信義區，鄰近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設置的西藏兒童之家（後來相關業務移交給蒙藏委員會辦理）。她與車爾美住四樓，三樓供明珠仁波切起居使用，五樓有數個房間，是西藏兒童之家工作人員的宿舍，他們來自於西藏、印度與尼泊爾。
她也在兒童之家擔任語言教師，每週六教授一至兩小時的藏文課程。最讓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課堂中有兩名女學生幾乎不說話，也不參與學生間的活動，起先她以為是因為初來乍到、對於陌生環境的害怕所致，直到某天她以尼泊爾語詢問兩人日常生活情況，才驚覺她們兩人都是尼泊爾人，不知為什麼以流亡藏童的身份入境臺灣。當時臺灣因仍堅持含括其他民族固有領土的新中國疆域以及作為中國的合法代表，在南亞流亡藏人社群裡的風評極差，大部分流亡藏人即使經濟困頓、無法供應子女良好的學習環境，也不願將子女送到臺灣就學。但受難災胞的救助系統中提供流亡藏人豐厚的物質條件，時常吸引其他族群冒充流亡藏人領取，類似的事件反映了當時身份審核機制的問題，但也有可能，同時混合了行政系統為了績效所做的默認與允許。
1987年拉薩發生衝突時，她正在蒙藏委員會為流亡藏人所開設的職訓課程學習電腦，透過英文報紙得知的她憤慨且悲傷，同是流亡藏人的同學卻告訴她，沉默是金。她因為這件事與其他在台流亡藏人的沉默，和出生西藏、選擇在臺灣公務員體系任職多年的藏人發生爭執，公務員最終只告訴她：「先填飽肚子，再追求理想。」
在車爾美過世後不久，她被迫搬離政府所提供的公寓。她見過許多在臺灣的西藏檔案當中被記錄或遺忘的人們，為他們烹調食物、一同享受春日出遊的時光，可能也包含那些因為返回西藏蒐集情報而再也沒有回到印度、尼泊爾或臺灣的人；她知道他們真正的暱稱，飲食喜好，在充滿各種算計以及為了滿足宣傳目的而被撰寫且遺留下來的文件當中，或許她才是知道最多實情的人，雖然那只是一些雞毛蒜皮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