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e
1935年十月一日至11月30日，日本殖民政府舉辦了臺灣史上最為盛大的博覽會，51天的展期吸引了三百多萬人次參觀潮⋯其中「電氣館」裡設計了一個「電氣家庭的一日生活」展示單元，以一天當中六個時段為場景，鋪陳電氣用品的作用。在這個美麗新生活裡，收音機成為開啟一天生活的鎖鑰，一家大小在庭院中收聽「收音機體操」（ラジオ体操）一邊等待電鍋炊好早飯；下午兩點時，家庭主婦吹著電扇，用電熱壼煮咖啡招待來訪親友，一邊聊天，一邊聽著收音機的午後節目。
—呂紹理，〈收音機與大眾媒體〉，《臺灣學通訊》第86期
背景
双方藝廊日前展出藝術家陳擎耀個展《AK Girls and Panzer》，展出他全新的大型繪畫《AK47》美少女軍團系列、融合個人肖像與政治肖像畫的《親愛的領導》系列及《國家地理頻道》攝影系列。除了風格爽朗的格子裙美少女與擠眉弄眼的政治人物以外，他這次也以諧擬前輩藝術家林玉山和日本畫家原田直次郎（Naojiro Harada）畫作的影像作品，展現其銜接跨越當代的亞洲文化、政治等集體記憶的企圖心。其中〈仿林玉山—獻馬圖〉一作是向本土前輩林玉山創作於二戰末期的〈獻馬圖〉（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品資料）致敬，原畫忠實地紀錄日本政府調集戰爭物資的實況，及兩匹馬背上的日本國旗。但在二二八事件後，畫家為避免波及而將原作的日本國旗改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直到畫家1999年修復遭蟲蝕毀的原作右邊時，選擇將一面旗修復為原本的日本國旗，因而留下難得的歷史紀錄。(註1)
事實上，過去關於陳擎耀的評論常集中在次文化、同人或扮裝（cosplay）等風格，或藉著擬仿（parody）解構政治權威及特定再現媒介等主題上，相形之下，其創作系譜中關於日本於亞洲近代史上的角色定位、或其與戰爭連結之複雜性，過去並未有太多人著墨。不過藉著此次展出新作的機會，双方藝廊和台北數位藝術中心也再次同步展出他從2011年起創作名為《國際收音機體操》（International Radio Exercise）系列的三頻道錄像。於是，透過〈仿林玉山—獻馬圖〉的時代性提示，《國際收音機體操》由他親自與各國演員一同詮釋的「收音機體操」，也似乎展現了與過去不同的創作脈絡與考察進路 。
二、收音機體操：命名與流變
日文音譯「ラジオ体操」的「收音機體操」，中文又可譯為「廣播體操」。這項運動在中國、臺灣與日本、韓國都有不少人們從事，而該體操流傳的範圍、結合廣播口令的操作形式，以及在軍隊或學校機關的應用領域，在在反映殖民現代性於臺灣甚至其他東亞地區的歷史進程。我們從資料得知日本的收音機體操是根據1928年作為裕仁天皇登基的「獻禮」而從美國引入日本，也是東京中央放送局從天皇即位時開播的節目。結合廣播媒介的體操後來隨著1930、40年代的戰爭擴張而傳播至殖民地臺灣、滿州、馬來群島等地。但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收音機體操也因為其「軍國主義」的色彩而被迫停止放送。(註2)
收音機體操的「收音機」表示依照廣播口令的節奏而集體進行。這種體操一般包含八至十小節的動作，每小節的動作有二到四個八拍；每八拍為一組基本動作，而每八拍的前四拍和後四拍動作通常左右對稱這裡，聲音媒介的規律性提供了機械式生理時間的運動依據。其英文「Radio calisthenics」的源頭仍是強調體能競技的「gymnastics」(註3)，為區隔兩者不妨將前者譯為柔軟體操。大英百科全書記載柔軟體操可作為激烈運動之前的暖身、或單獨體能鍛鍊之用，最早是由於19世紀初日耳曼人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與施皮斯（Adolf Spiess）推廣「體操（gymnastics）」的努力而普及化。1857年美國體操先驅皮契爾女士（Catherine Beecher）寫了一本《（給學校與家庭的）生理學與柔軟體操（Physiology and Calisthenics: for Schools and Families）》，而體操有益身心的觀念也在20世紀初被認可，並在各級學校中推廣。(註4)
然而，在日本殖民的臺灣，廣義的「體操」或有集體性暗示的「收音機體操」，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收音機／體操在殖民地
不同於日、韓版的〈國際收音機體操〉，陳擎耀2011年於日本駐村時拍攝的〈國際收音機體操臺灣篇—國民健康操〉其實就是別稱「國民健康操」的國民體操，級「六年級」（藝術家1976年生）世代對小學晨間體操的集體記憶—我還記得每次校園裡的體操時段開始前，總會聽見擴音機傳來一陣低沈的男聲，喊著：「國民健康操，預備⋯」這個威嚴的低沈口吻也出現在〈國際收音機體操臺灣篇—國民健康操〉的背景音樂開場。影片中找來四名在臺灣的甘比亞留學生，和他一起穿著橘色及膝短褲的小學生制服，在中正紀念堂的自由廣場上演練體操。但可能因為時間久遠導致記憶失真或體態走樣，倉促上陣，原本應整齊劃一的隊形看起來荒腔走板。不過即使五人動作一致，混雜不同人種的生理外表差異，整體也有種說不出的突兀感。
回到日本在臺殖民時代，廣播作為現代國家的傳播媒介，殖民地臺灣更早於日本國內，早在1925年6月17日便藉著「始政30年臺灣博覽會」之名於遞送局博覽會場連續十天對臺人播音。據學者許佩賢研究，臺灣每日播放的收音機體操要到1930年4月1日起（亦即晚於東京中央放送台初次播放體操的1928年），臺北放送局（代號JFAK）在日中午及下午各播放十分鐘體操。隔年臺北放送局落成並完備廣播體制，固定於早、午播放收音機體操。隨後各級機關、學校、工廠、青年團等組織陸續以「收音機體操」的名義組織活動響應，後來還仿效日本發起全國性的「收音機體操大會」。這種集團體操每逢暑假，連續十天早晨在各地辦理，參與人數更從1933年的三萬人次迅速倍增至1941年的493萬人次。(註5)
有趣的是在日本及殖民地，收音機作為國策宣傳工具，極早便呈現不同於西方的發展。歐美國家的收音機體操以個人或家庭為訴求，但日本政府除了大力鼓吹收音機是現代家庭標準配備，（對無法擁有收音機的群眾）也在公園設置放送站，由下而上體現一體化的配置。在臺灣與朝鮮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動力，更衍生比殖民母國更進一步的「皇民體操」（みたみ體操）、「皇國臣民體操」(註6)，赤裸裸地體現了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總體動員。
四、體操與性別／體質改良
夫島人之童蒙，其體格與母國人恆異，況女子殊有纏足之習，為島人體育教授書者，刻不容緩，故願各種教科書等編修後，速著述關於體育之冊，庶幾可以拯臺人之孱弱而為康強矣。
—〈和風荔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1908年）六月七日(註7)
在了解收音機體操在殖民地扮演的戰爭動員和國民教育功能後，我們便能深入《國際收音機體操》的創作脈絡，進而連結臺灣、日本、南韓等地發展體操的歷史背景。不過這裡的重點仍是臺版的收音機體操，作為舞台的自由廣場在此具有強烈的威權政體暗示—也延續陳擎耀對解構權威的持續興趣。相形之下，日、韓版本的背景分別是商店街與海灘，三支錄像無法各自看待討論。儘管都是以藝術家為首的五人隊形詮釋不同體操版本，但動作的節奏、質地均大同小異，也都有藝術家一貫的嬉笑風格。
體操運動作為國民身體的「規訓」功能，出於殖民地現代化的生理標準。（在殖民者眼裡）未經文明啟蒙的被殖民者得經由標準化的時間技術（時鐘或廣播）矯正舊習，並以體操教材為提升體能的手段。透過此種規訓，非傳統勞動力如婦孺得以整合並提升之於整體的體質水準。又如在gymnastics發展之初，瑞士醫療體操先驅亨利克．林（Per Henrik Ling）將體操應用於女性教育；即使在臺灣這種男尊女卑的漢人社會裡，工廠女工或學校女童也不能排除在此身體工程外。透過此種一視同仁、結合標準時間的機械式集體規訓，被殖民的身體得以不分性別、語言或階級地反映出從「衛生」轉變為「保健」的現代化治理。(註8) 本文開頭呂紹理舉例1935年始政40年臺灣博覽會的「電氣館」，清楚地標示現代化的個人時間、家庭生活，甚至社會組織，透過象徵進步的收音機整合為一。其中科技被賦予不斷進步的烏托邦想像；進步和戰爭，也體現出「殖民現代性」的一體兩面 。
結語
經過幾番改良，2004年政府訂定如今俗稱的「Lucy版健康操」融合普通話、閩南語和英文人名，透過電視或網路媒介而不受時空限制播送。儘管已無「強種富國」的教育意涵，然而記憶中的「國民健康操」源頭仍是日本引進的收音機體操。事實上，早在20世紀初川瀨元九郎、井口了夕便將瑞典式體操的理論、實踐及相關譯書引進日本，這也提供臺灣1916年編成「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的參考背景：為免於體質人類學家主張熱帶風土造成的「體質退化」威脅，殖民當局調查台、日學生之生理差異並設計本地體操，作為科學矯治手段的教材議定、實踐並回應「島人之童蒙，其體格與母國人恆異」之觀點，同時透過教育保障女性的體能參與。(註9)
關於科學體操的身體規訓，無疑是足以自成章節的主題；本篇試圖以六年級共通的成長記憶為出發點，試圖透過影像召喚的集體記憶，從政權交替的縫隙間拼湊出廣播體操的規訓過往。而在文獻裡體質人類學所主張立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體質差異根據，固然以體操印證了殖民者的科學信念／偏見。但演變至如今，新式國民健康操反映何種身體的觀點，又呈現何種國族的新意象？
即使在聽見作品播放「國民健康操」的今天，身體仍不自覺有股想要做體操的衝動，印證了在地的身體建制記憶如此之深。然而，徘徊在集體記憶底層的是軍國主義的幽靈，還是披著「進步」外衣借屍還魂的舊日體制？難道我們之所以寧願相信擎耀的作品如所見般玩世不恭，竟是因為一旦撇開這一層偽裝，我們將發現自己從戰後（甚至冷戰終結）迄今仍未徹底除魅？或許，這問題仍得回到影像裡的「中正紀念堂」之地名來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