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kri Rahman

城市是社會關係的形式和象徵，那是寺廟、市場、法院、學院的座落地，在這裡人類的經驗轉換為可操作的標誌、象徵象徵、行為模式、秩序體系。

—路易士．芒福德（Lewis Mumford）(註1)

城市文學繪圖計劃不是要勾勒地球的輪廓和地點的坐標，也不是要知道已經存在的實體事物。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它的多重意義—文學就是這樣運作的。這圍繞著三個方面，那就是空間、建築，以及文學作品對空間和建築營造過程的詮釋。文化空間和文學繪圖是為了發展和深化替代和對抗性的論述，以便在檢視城市群體生活中提供非傳統和抽象的知識。

在此基礎上，「文字城市」（LiteraCity）這個計劃所呈現的地圖並不完整，而是涉及描繪自我的主觀過程，而這和認知繪圖有密切的關係。所謂的認知地圖意即作者的精神地圖影響其寫作方法，這包含性格、情節、敘事，這就構成想像的空間。就如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所言：

…開始掌握我們作為個人和集體的主體位置，恢復能力去採取行動，並對抗那些眼前被我們的空間和社會紊亂所稀釋了的事物。(註2)

「異化」（alienation）和疏離感是新自由主義制度所導致的，特別是在像吉隆坡這樣的城市。這就解釋了空間的產生和社會紊亂的出現。社會紊亂的情況在人們從鄉區往城市遷移時特別顯著。Lat的圖像小說《馬松（Mat Som）》，其主角馬松就經歷了以上的狀況。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馬松在吉隆坡的早期生活是如何從一開始笨拙地違反規則，直至最後遵循這個社區所定下的規則，以便讓自己融入為社區的一份子。

空間如何被賦予意義

正如詹明信前面所揭示的，空間如果要被定義，那就得視它的生產過程以及它的意義是如何被賦予的。在評估文學如何賦予空間意義時，只要有互動就會有意義的存在及其想像。它可以從文學作品的人物反映出來，他們可能主動或被動地形塑城市的空間意義。

詹明信接著討論空間和社會紊亂，以及我們可以怎樣從個人和社會群體爭奪詮釋都市空間的意義上理解之。在評估文學怎樣賦予空間意義時，可以吉隆坡的文學空間為例，比方說，在賦予國家紀念碑意義時，國家和作家之間有何不同（這可能是造成紊亂的緣由），為何如此？

國家要鞏固其權力敘事，必然會通過國家紀念碑來提高和培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然而，從置身在國家權力敘事之外的作家來看，國家紀念碑這個空間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從這可以看出空間的意義是可以一再變動以及形塑出來的。例如，雖然國家可以從國家遺產的角度來想像半山芭監獄的意義，但是結果卻是完全拆毀它來建造購物廣場。

第二個例子是祖麗娜哈山（Zurinah Hassan）幾首詩內的文學空間，所挑選的是城市邊緣的地方，如貧民窟、河岸、小巷及垃圾桶。那是國家景觀及地理規劃所遺忘的地方。

另一個例子則是Charlene Rajendran的劇本《祖母的咖哩雞肉（My Grandmother’s Chicken Curry）》。這個劇本敘述三個人吃飯時的談話。他們談及理想中的身份，而這反映了馬來西亞的國族打造。所選定的餐廳有孟沙 的咖啡館、華人咖啡店、安邦道（Leboh Ampang）的印度餐廳和劇院餐廳（Coliseum Restaurant），這些都是城市內具有大都會精神的空間，可以潛在地破壞國家的城市空間敘事。

在文學裡，國家在賦予社會空間意義方面，不一定完全具有宰制的權力，而文學空間具有自主性，作品的人物擁有不同的策略，可以通過所謂的潛在文本，挑戰掌權者的敘事。這可以從廖培珍（Leow Puay Tin）所寫的戲劇劇本《(A Modern Woman Called) Ang Tau Mui》看出。主角是一位在Batu Complex工作的廁所清潔工，她不單只是面臨種族歧視，也面對階級和性別的歧視，而這是英殖民所遺留下來的歷史負擔。Ang Tau Mui對於這件事抨擊說：

我知道我是誰，我並不需要一個身份證來證明我是誰。

如果文學作品選擇探討國家敘事以外的邊緣身份，那是饒有趣味且值得研究的。例如，夜總會和妓院都成為都市文學的重要場景。費沙德拉尼（Faisal Tehrani）在1998年間的短篇小說〈枕頭上的吉隆坡（KL di Atas Bantal）〉清楚提及一些重要地標，如蘇丹阿督末沙（Sultan Abdul Samad）建築，那時曾是法院，正是權力的象徵（即便是現在也是），特別是他處理有關性取向和對立的政治態度。有趣的是，這部短篇小說的空間涉及的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想像，與當時的政治風氣和事件有密切的關係。

誰掌握都市化話語權？

此外，文學作品的背景也觸及都市化的權力問題。 佐漢嘉化（Johan Jaafar）的劇本〈我的城市啊！我的城市（Kotaku Oh Kotaku）〉中，被邊緣化和壓迫的群體居住在這個美麗花園。劇中人物的勇敢提出疑問：誰確實掌握這個瘋狂都市化過程的話語權？

這個討論也涉及了詹明信談的個人和團體作為主體的立場。當然，我們也必須探討一個城市空間如何打開其主體空間，即味覺、感受和思想，讓人物角色在一個集體想像的空間中緊密連接。就這個問題而言，我們必須理解國家成立和形構的邏輯，以及從社會的邏輯到文學如何被消費，這就如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強調的：

（民族國家）是想像的，因為就連最小國土裡的人民，亦從未認識其中大部份的成員，或與其相會，甚至聽過他們，但在每個生命的思想中，都有一個共同體的形象。(註3)

然而，角色與情節究竟是如何被作者所想像的呢？那些原本存在或不存在的地點和情況，在作品中可以被作者想像並表現為現實、陰影或烏托邦。根據東差維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的說法：

地圖僅僅呈現某些早已客觀性存在於「那裡」的事物。我所形容的歷史敘述中，這個關係反而是倒轉的。地圖真正預想了空間現實，而非反之。(註4)

在「文字城市」與一名德國學者卡塔琳．班鐸（Katrin Bandol）的談話中，她以班乃迪克．安德森的著作來分析這個現象。除此之外，她也研究里旺薩伊迪（Ridhwan Saidi）的作品《美國》，當中質疑不存在的現實，以及社會中缺乏敘述的問題。這是通過主角Murshid Merican和Dahlia Sanni之間的超現實主義對話帶出。該部小說因此想像了「空間需要什麽」的問題，以及「什麽正在被想像」。

要繼續推展這個論述，我們必須尋找空間的象徵意義，如何進一步推展論述，以及誰能夠創建論述？這就是我們要看到創建論述時，其意識形態、政治博物館化（political museumising）和符號化的問題如何對抗主流敘述。范俊登（Fan Yew Teng）的詩歌〈吉隆坡、吉隆坡（Kuala Lumpur, Kuala Lumpur）〉就是一例，即象徵主義如何違反傳統地質疑空間的意義和用途。他的詩歌追溯了吉隆坡街道上的味蕾認同，提供了一個很不一樣的個人觀察，甚至是這個社區的集體記憶。

因此，通過文化製圖（cultural mapping）的方法，去踏遍文學作品中提到的吉隆坡真實空間，它會開啟對文學問題更開放和寬廣的詮釋和定義，例如呈現（representation）的問題—語言、規範、性別、階級和其他。

通過研究文學的空間形成，即是都市的也是空間的，這能讓我們更了解作家在質疑權力關係和主流敘事時提出的問題，進而，挑戰我們在一個認知架構中對空間的刻板理解—這是一個無止盡的連續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