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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想像和追尋一個真正的、複雜的社會空間，吉隆坡也將因此繼續活出文學生命，直到永遠。因為，至少有超過110個文學作品提到吉隆坡及其中的事物。
然而，我們通過作品看吉隆坡，並不像別的大城市一樣簡單。在其他大城市如都柏林和開羅，有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都柏林人（Dubliners）》和納圭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的《開羅三部曲（Cairo Trilogy）》，通過文學展現各自城市的「高峰」。他們的作品完整地描繪了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從建築的曲線到城市居民的精神，可以說是權威性著作，也被認為是文學經典。如此一來，以吉隆坡為背景的文學作品，還是有一定的空間讓我們不受負擔和內疚之感，因為吉隆坡這個城市在絕對的意義上，並沒有什麽經典或權威。那麽我們能夠更開放地，從文學作品欣賞吉隆坡。
「文學之城」（LiteraCity Festival）計劃涵蓋有限的文學種類，即以馬來語和英語為媒介發表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劇本、戲劇和詩歌，作品也只是從1970年代到2015年。這些因素雖限制了我們對於吉隆坡文學的理解，但這個計劃是個記錄文學作品的重要嘗試。特別是「文字城市」通過文化製圖（cultural mapping）的方法來進行，實屬少數。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討論都市文學作品的元素，特別是以吉隆坡為背景的。
都市文學
都市文學是什麽？什麽時候文學從鄉區轉向城市？為什麽只涵蓋1970年代的文學作品，而不是更早之前？最後，都市文學的美學價值是如何表現的？這可能是我們需要一起來解決的一些問題，我們會以一些文學文本作為討論對象。
文學回應特定城市，因此吉隆坡只要仍有都市化的過程就會繼續有都市文學。一些外在因素，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如新經濟政策（NEP）的存在，這被視為都市化進程的表現，也對文學發展產生直接影響。這樣的經濟政策也以發展之名影響社會構架，使國家在數十年內從農業國到發展成工業國家。
儘管如此，文學也有自己的獨立空間，不一定要碰觸現有環境影響的問題。反之，文學在某些層次上走得更前，特別是在想象都市空間的抽象可能性和生活條件等。我們以阿杜拉胡辛（Abdullah Hussain）的小說《我們有吉隆坡（Kuala Lumpur Kita Punya）》為例，裡頭的主角阿德南（Adnan）提出建設一個「愛之花園」（Taman Asmara），讓城市公民表達自己。(註1) 此外，像佐漢嘉化（Johan Jaafar）的劇本如〈我的城市啊！我的城市（Kotaku Oh Kotaku）〉也直接涉入城市所有權的問題，例如通過建造一個「花卉園」（Taman Bunya），討論都市發展過程鏟除貧民窟的問題。
都市文學也書寫社會結構的問題，尤其是制造業和服務業急需人力，使得人口集中於城市，導致從鄉區至城市的劇烈和大型遷移。因此，人口遷移成為吉隆坡文學的主要背景之一。裡頭談及了「異化」的主題，也有階級分化、經濟不公和文化融合等問題。一些空間的存在，如貧民窟和城市貧困群體，是經濟政策無法有效處理這個移民狀況的表現，而都市文學也都記錄下來了。
從鄉間到城市
所以，文學何時從鄉區文學過渡到我們認為的都市文學？當然，這不會像經濟政策一樣劇烈地發生。反之，如果我們仔細對比幾個作品，會發現過渡的時刻正漸漸地發生。在之前的都市文學，作品中的角色還沒能完全掌握和呼吸城市的元素，因此就發生了異化的感覺，缺乏歸屬感和社群聯繫感，面對生活在城市的權力問題。
接著，我們漸能夠看到文學作品如何緊繫著對城市的情感，更加扎根於此。這些人物已經不以異化的眼光看城市空間，而是將其融入在自己的生活裡了。如果我們能用作品中的敘述者來區分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話，比如「我」這個敘述者就將自己當作是主體而不單只是個對象，那城市文學就能和鄉區文學區分開來。作品中的人物將城市當作被渴望的對象，借此打開空間，讓不同文化相互接觸、融合和交流。
對於這一點，如果將Lat的圖畫小說《馬松（Mat Som）》中的角色，和里旺薩伊迪（Ridhwan Saidi）小說《美國（Amerika）》中的Murshid Merican相比，會更加清楚。馬松和Murshid Merican擁有共同點，這兩個角色可被歸類為無業遊民，沒有固定的工作與收入。但在這種異化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馬松與鄉下來的朋友以及家人都親密融洽，藉此得到慰藉。而對Murshid Merican來說，他經歷的異化對他來說是種有意識的享受，這可能是因為他從小就是在城市長大的。無論如何，其實對於一個想要融入社會的人來說，異化還是存在的，就像是在普瑞妲莎瑪薩蘭（Preeta Samarasan）的短篇小說〈鄰里〉（Rukan Tetangga）中的Guna 大叔所經歷的一樣，最後被一些城市人當成奇怪的人。
若從作品描述的以上主觀感受來看，才能看到鄉區文學和都市文學的轉變脈絡。能夠肯定的是，對都市文學的定義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永恒的。這是因為除了鄉間和城市的情況以外，還有另一問題也扮演矛盾和重要的角色：即全球化與後現代主義，讓城鄉之間更親近或者差距更大。如果我們用資本的流動速度來測量都市化的速度，便可以看出以上所說。今天，鄉下和城市不只存在具體的空間感，還有網絡及新文化的誕生與發展。固然地，這會牽涉到現實中的行為、語言和文化如何在城市的日常互動中被形塑，這觸及了性別、階級和城市所有權的問題。
我們緊握著文學，不只是想要記錄它的時代而已，而是看到在這之間的縫隙，文學也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時代。就此而言，「文學之城」關注1970年至今的文學作品，其在國家每個重要時刻，都扮演著打開想象空間的角色，尤其是對吉隆坡這樣的大城市而言。而1970年代實施的國家文化政策，正是要想辦法建議一個單一的國家文化。
在這個時候，馬來西亞的文學競相敘述這些事，而都市文學中，由於吉隆坡肥沃土地上多元而混雜的居民，成了各種敘事的競技場。如洛伊德．斐南多（Lloyd Fernando）的小說《Green is the Colour》和伊莉娜阿布杜瑪吉（Ellina Abdul Majid）的小說《Perhaps in Paradise》，都以書中的主角如何面對1969年513種族衝突為主。事實上，我們也可以通過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的詩歌，找到閱讀513事件的有趣角度。文學於此成為非正式歷史紀錄。(註2)
除了提及從鄉村文學過渡至都市文學，我們也須從幾本都市文學著作看到裏面的美學價值。其中包括了城市生活的節奏如何影響作者的寫作風格。如烏斯曼阿旺的短篇小說〈交集（Pertemuan）〉就對時間有不同的理解，人物角色的會面和事件都沒有開頭和結尾。這篇短篇小說反映了這城市裏每天都在上演相遇的可能，以及馬路上千人曾經對上眼，但這些事的發生並不會影響我們的生活。這樣的事情也被沙末伊斯曼（A. Samad Ismail）寫進他的長篇小說〈蘇迪納（Sutinah）〉，當中寫道生活在這來來往往的城市中，短暫而表面的關系和交流。
都市文學的美學價值，便是建立在角色之間對話的語言風格，及其中的即時性（immediateness）。除此之外，由幾種方言參雜而出的城市俚語，也常在都市文學中被使用，尤其是在談及社會問題的時候。此外，這不固定的城市俚語現象會根據未來的移民狀況而改變。這樣下來，優勢語言的用處、使用空間以及其權力關系，其地位正逐漸被削弱。
除此之外，都市文學的美學價值也觸及了建築美學。從祖麗娜哈山（Zurinah Hassan）、T. Alias Taib和范俊登（Fan Yew Teng）的詩歌中，可透過其美學表現看出這座城市的景觀。通過城市空間的描寫，我們看到象徵和隱喻如何形成，而當城市本身成為背景則更明顯。這是因為城市建築本身就是國家權力位置的反映，當中涉及支配和被支配的權力關系。這在里旺薩伊迪小說《美國》中更清楚地被刻畫，當中吉隆坡塔被形容為「好色塔」（menara gatal），偷窺這城市的每個角落和其居民。
在都市文學中，往往故事中都有人物四處漫遊的場景。而作家也和人物角色一樣，一直在城市中走動，例如沙末賽益（A. Samad Said），我們常會在城市的一隅碰到他，如國家回教堂和吉隆坡內的購物中心。這就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我們述說我們的城市、我們處在的城市，只是通過生活在其中，徘徊在其中，觀看其中。」(註3) 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漫遊的形象也影響了文學的美學部份，往往留給讀者找出故事中的謎語和零碎情節。
在都市文學中出現的真正市內空間，不僅僅如在歷史或地理書中存在般。反之，那是讓我們如何閱讀和觀看它反映出來的事物。對於一個作家而言，選擇持續書寫一個地方，而且在作品中重覆幾次，這不是一種巧合，而是想要進一步闡釋和呈現。例如，Charlene Rajendran的劇本《祖母的咖哩雞肉（My Grandmother’s Chicken Curry）》，當中出現的五個餐廳是一個大都會精神的想像。此外，費沙德拉尼（Faisal Tehrani）的小說〈枕頭上的吉隆坡（KL di Atas Bantal）〉(註4) 也投射出相同的事。當然，如果我們要看到這些作品中的現實層面，這不意味著它比非現實主義文學更真實。然而，那是說明社會在特定時空和地方下，如何觀看和回應某事物。
書寫作為去殖民
在這件事上，我們必須強調吉隆坡是個後殖民城市。文學作品描繪一些地標和地點不只是輕易地描述，而是因為它們可成為批評和討論的媒介，並打開一個終極疑問：我們到底為了什麽理由而加入這場發展競賽？這對今天的第三世界來說並非稀奇景觀，它們擁有各類豐富天然資源來構建大型商場和摩天樓。我們可以了解，這是為了形塑城市的身份認同，尤其是從發展中國家過渡到發達國家的過程。盡管如此，如此沈醉於競爭和打敗其他發達國家，只會讓發展成為幻覺與膚淺的概念，問題仍然是—「發展」到底意味著什麽？
因此，都市文學中的美學價值，遠遠超過身份認同的問題而已。這是一個展現在日常平庸生活，透過城市中的多元行為和社會形態建立的去殖民過程。這裏的去殖民過程，是指公民如何在現代和傳統生活中掙扎求存，也指面對城市日常生活時，如何處理迷信和理性之間的衝突。
總結而言，為了理解這個城市，我們需要持續評估鄉區文學到都市文學的演變過程，以及文學的美學價值如何描述城市生活。要通過城市思考文學的演變，我們或許可以引述《美國》的一句嘲諷：
馬來西亞民族還未能行走，也未有足夠文明來開一輛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