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頭：魏澤，〈Négraille〉系列，2015）

和達爾文同時期發表「物競天擇」的英國博物學家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曾在1854年到馬來群島進行物種調查，並在《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The Malay Archipelago）這本經典著作裡，對於群島做出如下描述：

亞洲與歐洲之間星棋羅布大小不等的島嶼，自行串連成一氣，與兩大陸明顯分離，幾無關聯。這些群島位居赤道，蕩漾在溫暖的熱帶大洋中，承受全球他處享受不到的中年高溫多雨的氣候，孕育出豐富的特有自然生命，也獨特生產著最肥美的水果與最珍貴的香料：有大花草科（Rafflesia）的巨花、大型綠翼的鳥翅蝶屬（Ornithoptera），酷似人類的紅毛猩猩，以及絕美的天堂鳥。群島上居住著遺世獨立的馬來族，這是支稀奇有趣的人種，這個區域也因此被命名為馬來群島。

在一個半世紀以後，去年「《數位荒原》駐站與群島資料庫計劃」邀請馬來半島的藝術家符芳俊來台，延續對於非台灣原生物種吳郭魚的研究，在《邊境旅行》（Petamu）展中和臺灣藝術家曾紫詒合作MV〈我的土味〉及〈我餵人人人人餵我〉。在這裡，吳郭魚原是兩名台籍日本兵趁1945年日本戰敗之際，從新加坡帝國水產養殖場引進台灣的低賤魚種，卻在臺灣經過水產養殖者雜交改良而成為肉質媲美生魚片的臺灣鯛。而在2019年底，台灣藝術家張恩滿也將在新加坡重啟蝸牛計劃，其中主題非洲大蝸牛也是到處可見的外來物種，在1933年臺灣總督府衛生課技師下條久馬一的不明動機下從馬來群島引進入臺灣，釀成本土的生態災難。（見張恩滿，〈張恩滿蝸牛系列之探究：爬行痕跡中的階級品味〉）

在這兩個計劃裡，藝術家探討的物種遷移路徑，都反轉我們南進路線由北向南的慣性，也為東南亞開啟不同認識面向。2019年「數位荒原駐站與群島資料庫計劃」繼續與藝術家／研究員合作探索印尼、星馬甚至泰國深南（Deep South）的台籍二戰日本老兵、提煉奎寧的金雞納樹或其他相關主題（見趙宜恬，〈地圖、山稜線、奎寧，與蕃產交易所〉；林心如，〈反思金雞納樹的殖民地科學—專訪《場外藝術計劃》丁昶文〉）。與此同時，另一位「群島資料庫」合作之原住民導演Posak Jodian及馬來西亞藝術家林猶進（Jeffrey Lim）則將前往馬來半島的叢林部落，拍攝關於半島原住民（Orang Asli）的紀錄片（見鄭文琦，〈從殖民檔案到亞洲部落—林猶進的KANTA人像攝影〉）—這次，他們將移植在臺灣部落的合作方法，挖掘部落認同的後殖民路徑⋯

取自《南進臺灣》（1939-1940），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藏。

如同國策片《南進臺灣》（1939-1940）的最後一幕，鏡頭面向地圖上的東南亞，眼前豁然的海域概括連結了從泰南延伸到西馬、新加坡的馬來半島，婆羅洲，印尼和菲律賓南端等諸島，自成海上版圖。我們當知所謂的「南進」曾是昔時日本的國策主軸，欲以臺灣作為帝國進軍南洋的基地。海洋作為帝國主義移動的途徑，更是《臺灣統治志》（1905年）及《南國記》（1915年）作者竹越與三郎所主張的：視海洋為朝向南方的門戶，說明日本前進南洋之必然性。竹越不僅以世界史的興衰來說明「南方」的優越，甚至以「日本民族的血統中混合了馬來人種的血液」的言論（註1）來佐證日本、臺灣、南洋等一脈相承的「血濃於水」。（這說法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呢？）

或許我們可以問的是：藝術家如何連結充滿矛盾的近代集體記憶，持續為新南向政策唱和的「東南亞交流」任務創造意義；或者丟出更多疑問，例如：它難道只是延續某種帝國擴張的慾望？如何在釐清臺灣於東南亞新定位的同時反省「南進」的野望，以因應身份認同與定位的挑戰？藉著梳理「高砂族」與南方人們過去在殖民者眼中有過相似面容的文字記錄；人們重新理解這些在強大帝國視野下集體內化的「他者」歷史。而如何解構這些他者的形象再生產，也成為我們必須努力的目標了。

註1：見邱雅芳，《帝國浮夢：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南方想像》第二章〈認識臺灣
1910 年代前後官方觀點與民間觀點下的臺灣〉，聯經出版，2017年4月。此處提及的日本人「馬來血緣說」出自《南國記》頁2-3，轉引自邱雅芳。亦見蔡耀緯，〈浪人游臺灣—哈利．法蘭克和他的《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魯特（Owen Rutter, Through Formosa; 1921）和法蘭克（Harry A. Franck, Glimpse of Japan and Formosa; 1924）同時提及…臺灣原住民來自馬來半島。…法蘭克的旅行見聞則提及臺灣原住民的外貌與日本南方島民並無差別，連日本人都無法分辨，進而推論出臺灣原住民與日本人同樣源自馬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