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 Chia-jen Chen, “The picturesque series”)
法農(Frantz Fanon)說,「對本地人而言,客觀性總是與之相違。」反之,我們要召喚一種具有細緻歷史差異的理論與策略增生,它能使我們更有效率地介入從屬政治及當前危害性的權力配置。少了一種干涉不可接納之事物的更新意願,我們得面對歷史空洞空間的靜音作用;其中的我們只能在轉身回望身後紀元時發現我們的方向,在一種只能以「後—」(post-)標誌的恆久當下裡。
—Anne McClintock, “The Angel of Progress: Pitfalls of the Term ‘Post-Colonialism'”
辛巴威作者安娜.麥克林托(Anne McClintock)在杜克大學《社會文本》期刊1992年第31/32期的「第三世界與後殖民合輯(Third World and Post-Colonial Issues; Social Text No. 31/32; publish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發表了一篇以班雅明「歷史天使」(見〈歷史哲學論綱〉)為題的文章〈進步的天使:「後殖民主義」一詞的陷阱(The Angel of Progress: Pitfalls of the Term “Post-Colonialism”)〉,其中她指出「後殖民主義」與「殖民主義」這樣一組先後的時序所暗示的線性歷史觀,未能真正解決殖民主義帶給新興民族國家的缺失,而且歷史所允諾的「進步」也不必然到來。因為「不管是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進步』是前進之途也是回返起點:因為正如所有『進步』的敘事,行過『進步的道路』只是再次,踏上一條既履之路。」(註1) 藉由召喚「歷史天使」所在那不屬於過去、也還不到未來的當下路口,這位作者要求我們審視「後殖民」一詞預示的歷史主義缺失,進而揚棄且面對當代真正的全球問題。
「道路」或「鐵路」的隱喻保證了「進步」是一種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後者往往又與現代性有關。想像你正在月台上等待即將進站的火車。你隨著隊伍魚貫登上火車。離站之後,你開始欣賞窗外鐵軌兩側建築或風景,其影像隨著火車的加速越來越快,最後連成一條條直線後退的模糊光影。接著火車行經每一站,都在重複著相同的時序步驟。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普世性的集體記憶之一;在電影或其他記憶媒介裡,鐵路的意象總是與名為「現代化」或「進步」的概念連結在一起,不管你是生活西方或東方、在進步或落後地區的人們。然而,這種歷史將無止盡前進的想法,究竟是在何時或何地,成為我們無需親歷也不可抹滅的圖像記憶呢?
本期專題試圖回顧甫結束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憂傷似海:東南亞真實之浪」單元的幾部作品,並借用尚.胡許(Jean Rouch)對於紀錄片的提議重新檢視這些影片裡的「客觀性」時刻。胡許從1950年代起在非洲進行松黑族(Songhay)研究並拍攝民族誌,他省視自己既有來自持攝影機的權力,亦有所屬優勢文化定義「他者」所擁有的媒體資源;全然中立客觀是不可得的期待,因此記錄下影像於胡許而言並非再現,更毋寧是在表層現實中嘗試進行某種精神上的顯像,開啟場域與另一個文化對話(見林忠模,〈魔術與虛構的時間劇〉)。這種說法無疑回應了法蘭茲.法農說的「客觀性總是與之相違」。同時,泰國導演薩波.齊嘉索潘(Sompot Chidgasornpongse)的《鐵道撿風景》則開啟「鐵路之旅」的極限。全片從泰國最早的現代化鐵道深入國境以內,不同地區的人群與景物,不同深淺的交會與思緒。但在這樣極其規律的行進視野裡,那種不斷向前的時間感知,彷彿在光影恍惚的瞬間裡消失了;不僅如此,車窗內外更不時出現某對而言極其陌生的場景,像是,一下子湧入許多持槍軍警、或包著頭巾的伊斯蘭婦女 。
就在那令人出神的拍攝步調裡,「現代」的規律被打破了。觀眾在瞬間被抽離出銀幕上的時空,並開始質疑「客觀性」。假如「進步」與「落後」的二元對立,是在一條線性時間座標上(歷時)開展的不同位置,那麼這種二元結構也如「真實」與「虛構」的影像二元論,牢牢地攀附在西方的當代論述裡。即使政治意識光譜多遙遠,人們一提到「進步」總是想到這種對立的時間構造。然而,就像在那些東南亞紀錄片裡,觀眾會發現那些擾動對立結構的曖昧感知時間,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返回當下—於是,正是在這片(共時的)「憂傷似海」裡,我們想起了2017年底「《數位荒原》駐站暨群島資料庫計劃」裡的印尼藝術家Syafiatudina,她提醒我們此計劃作為一種「去殖民計劃」的前提,正是在於「馬來群島」(Nusantara)所提供的是一種區域共享歷史的另類世界觀(而非臣服於帝國擴張的意志)—
它的「歷史」之所以是共享的,亦即通過拆解我們(和他們的)過去、反思我們(和他們的)現狀,以及,想像可能的未來。
註1:see Anne McClintock, “…For both communism and capitalism, ‘progress’ was both a journey forward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turn: for as in all narratives of ‘progress,’ to travel the ‘road of progress’ was to cover, once again, a road already travel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