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終於來到了駐村地，脫離了旅行文學的魔咒，站在陌生的土地上，儘管你還無法預見之後會發生什麼，你曉得這些都只是一步之遙了。你看著眼前這座遺世獨立之地，心想，你即將有一個專屬工作室、完善的設備、創作費，以及美好的異國友誼（我打賭在你下機場時就開始想像了）。這一切都是為了藝術家而存在，一如多數人相信的，偉大的創作誕生於近乎隔絕的專注中，一種屬於現代生活的奢侈品。（徐建宇，〈駐村：楔子〉）

2013年10月底，自詡東南亞當代藝術平台的第四屆新加坡雙年展《假如世界改變了》（If The World Changed）盛大舉行。數十位東南亞國策展人的龐大名單，看在國際藝術媒體眼裡顯然比參展藝術家的國籍分配更有政治性。就在不到一週時間內，由日本交流基金會所贊助的《媒體／藝術廚房》（Media/Art Kitchen）亞洲媒體藝術展（少了中、台、澳、印等）也透過口耳相傳、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媒體宣告即將在馬尼拉、吉隆坡、曼谷等東南亞大都會舉行。一時之間，東南亞各地機場彷彿都是絡繹不絕的藝術家旅人，搭乘廉價航空穿梭在中南半島上空重疊又開闊的空中走廊上。

然而，東南亞藝術家與日本交流基金會之間的友善交流，比起較勁意味十足的雙年展舞台，同樣是另一種政治。而「台灣」這兩個字，在前者或後者，同樣是完全看不見的。

曾經，還在學校的你一股腦地相信，「駐村（藝術進駐）」這件事應該像上面那段描寫的情景一樣，具有一種旅行文學式的異國情調。且這情調往往又夾帶了如自我實現—或文化啟蒙的意圖與想像（至少高森信男是這麼說的；見見高森信男，〈關於旅行者的三場論辯：當代藝術旅行者的源起〉）。然而，當接觸過現實洗禮的藝術家在談到駐村，或以駐村所延伸的文化交流時，某種依附地緣政治隱而不顯的交流體系，總是預設性地塑造了交流的層級與權力系譜，權力與現實條件交相影響並不斷鞏固當代亞洲的文化地景。這樣的塑造，固然不是本地與國際這樣單純的二元對立可囊括的，對身在台灣的我們而言，也不再是一種可以被量化的「國際化」程度指標足堪測定。但在面對如此複雜又難解的現實時，除了「世界改變了」這種囈語似的嗟嘆，或奢望以「例外」之姿奮勇突圍，藝術家還能如何有所作為？

自從2011到2012年以來，台灣與東南亞部份國家之間的交流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命題上被突顯。而且無論從任何方面來看，奧塞德工廠與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所做的駐村或交流意義顯然都不同於以往。首先，它與過去我們比較熟悉的那種個人主義式、單打獨鬥的畫家或行為藝術家前進當時仍被他們視為未知之境的「南洋」不同（此處的「南洋」一詞不免有以中國為主體的視角嫌疑），這些大多為八零後出生的藝術行動者，採取集體的決策和組織，即使執行起來各自為政或散漫，但在行動策略上，則整合了第一線的藝術家，背後操盤的策展人和學者，甚至來自文史學者，社運工作者等不同單位的個人與團隊支援。

再者，同樣被描述為「（交換）駐村」或者「交流」，這些團體／組織的脈絡顯然與過去藝術圈的印象大不相同。在奧塞德工廠最新的北越少數民族駐村計劃裡，黃博志、張恩滿、林正蔚等年輕藝術家，不再是被派到巴黎或紐約般光鮮亮麗的已開發場景，而是被丟到越南河內以北的山林，必須克服困難的天候地理和貧乏的基礎建設，胼手胝足地自己親手勞動。假如說「駐村」尚且不見得悠閒自由，那麼「交流」認知必須歸零便不難想像，更不必說連續兩年推動台灣與泰國交流的打開－當代，展出成果仍然必須在「我們」還是「我／你」的論述位置上搖擺不定。當然了，除了這些改變外，藝術家也不可忘卻社交媒體與廉價航空，才是這個年代行動與組織的特有利器。

藝術實務確實會隨各種現實條件的改變而產生不同變遷，作為藝術家或第一線的生產者，如何在生產過程中釐清藝術與政治糾結難解的關係，探測政治、文化、宗教，乃至各種幽微的意識形態邊界，如同幽靈一般無所不在；這或許非人們自始關心的重點。然而，假如我們必須承認那些多重的政治與文化滲透，早已在台灣社會的各個階層發生了，那麼在現實層面的生產條件被改變後，我們又該如何重新自我組織及行動，如何將自我轉化成為一種更具有能動性的「臨時藝術社群」（參見許家維語），進而重新書寫藝術生產與交流的意義？

2014年3月的《Project Glocal亞洲城市串流》（與策展人Dayang Yraola合作）將是數位荒原的初次駐村計劃，這也將是我們第一個啟動與東南亞藝術現場連線的交流實驗，我們將邀請您來參與並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