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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22:
Space as Archive I
空間作為檔案1
September, 2015 策劃: 鄭文琦 刊頭: Rikey 協力: Doclab, TCAC, 區秀詒
Sep
2015

引文:從「藝術空間」到「檔案化」

讓我們以「如何談論藝術空間?」開啓「空間作為檔案」這個專題;前者的對象更像是關於「藝術空間」,或那些不屬於官方體制的藝術機構。自從1990年代流行「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一詞,還有「藝術家自營空間」(Artist Run Space)等出現以來,不管是出於怎樣的時空條件、政治經濟或社會脈絡,或者何種獨立、反叛、創新乃至結盟的人為想像,它們總是圍繞著藝術活動或藝術家(即藝術世界的行動主體)的一種場所、一種機構、一種邊界,同時伴隨而來的是某種對於空間的現象學陳述,或者藝術史主張。然而,專題「空間作為檔案」卻將「空間」與「檔案」放在對等的關係上,這樣的修辭首先削弱「空間」必須服膺於美學或特定功能的從屬性,使之成為獨立存在的「文本」。再者將空間視為「檔案」(一種檔案化)必定牽連特定的原始人事、對象,更不用說檔案文獻/資料庫,這些都是藝術圈方興未艾的主題。

於是,要怎樣去從檔案的角度書寫空間?就算我們還沒有能力去處理,只要預設的命題從「如何談論空間」移轉到「如何建立空間檔案」,也就暗示著作者從方法論過度到認識論的範疇—重要的是理解空間存在的事實,你也許造訪過、也許沒造訪過它們,或許太晚出生而不及參與那些全盛時期的空間傳說(它們可能曾經是某些藝術流派的聖地,某個不復回返的獨特時空或景物)。但是,有沒有親身經歷在此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理解為「檔案」。換言之「檔案」讓人得以透過它的開啓、閱讀而去探究特殊的歷史意義與美學時空—設法將空間文本視為一種可讀的檔案,進而將舊日景觀召喚至當前同在的時空,和讀者產生美學或其他面向的共鳴。

 

逃逸的想像

在過去20年甚至更早之前,獨立/替代空間隱然成為藝術家得以體現「自主性」的表徵。這種思維從西方傳播到解禁之後的台灣,在美術館主導的當代藝術發展進程下,替代空間連同其他附屬於正式機構、或商業性的展示空間,推波助瀾成就台灣藝術圈的許多指標人名。不管他們後來是否與當初的空間仍有合作,這些空間(或機構)之於他們的代表性與功能都毋庸置疑。例如,負責在地實驗影音檔案的作者葉杏柔在〈談「當代」太正確,談「前衛」太保守〉提到陳愷璜、張賜福等人與在地實驗之間的關係,就屬於這類的案例。當然,這也就不難理解何以本地藝術雜誌每隔一兩年就要重提一次台灣的獨立空間。除此以外,從本地到整個亞洲,空間對空間的密切聯繫,更儼然構成一套在區域內或外的「逃逸系統」—對內它提供一個體制外的避風港,對外,它更創造相近語系社群的無成本交流—這種現象在近年以區域市場為主的廉價航空興起之後,也更趨於明顯了;在吉隆坡Lostgens’當代藝術空間的專訪正足以說明這兩種方式。

以亞洲城市藝術空間為主的討論方式,似乎是近幾年才興起的。這種串聯情勢讓台灣本地的竹圍工作室、國際藝術村甚至日本的黃金町(甚至連同新加坡、印尼的日惹、馬來西亞的檳城等地)都成了東南亞藝術家轉進或轉出其他文化圈的中繼站(對於那些非雙年展類型的藝術家意義更重大)。有鑒於此,我們必須提出對空間檔案的不同評估方法。按圖索驥的書寫介紹,就算追不上空間的網絡化(networking)或個別空間凋零代謝的速度,網路卻能讓這些空間檔案取得豁免的不在場證明,同時延續它們的主張或精神。

 

亞洲空間檔案

上述的情景,同樣符應當代藝術市場將亞洲納入全球化版圖的進程。不過,昔日群眾在集體生產過程中自然集結的創造力,仍可以民間傳統的方式留存下來,為藝術發展的傳承提供素材(參照印度裔「第三文本」編輯Rasheed Araeen的說法),只是這不見得能以主流機構的建構方式被接納—見〈在河之內,在河之外:越南河內的另類影像與紀錄片機構Doclab〉。又如上述的Araeen在2011年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 ISSUE 01「與亞洲同行:『當代』調查續篇」裡的專文〈藝術機構、視覺文化與地域性的角色〉指出,藝術機構在界定什麼是「當代藝術」上扮演的關鍵角色,特別是在西方國家那樣規模健全的體制裡。但其實,亞洲所沿用西方歷史書寫的「當代」概念正好箝制著亞洲國家曾在歷史上有過的貢獻,它創造一種跨地域的假象,卻忽略這種跨地域文化交流的前提正是維繫各地的差異性,這一點在亞洲尤其明顯。種種原因都指向我們在開始展開空間探索之前,必須先再確認這個「亞洲」藍圖的動機。

波赫士設想著天堂就像一座圖書館,但他生前並未見證網路蛛巢繁生如巴別塔似的圖書館,各種意義碎裂的文本在上頭不斷流竄著。於是,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假如「檔案化」將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知識課題,那它將不只限於真實的空間或者網路上的虛擬空間;因為,假如網路本身是一座無盡連結的圖書館,那麼檔案化的空間是否能成為這些碎裂文本得以重新讀/寫的依歸?畢竟曾發生於空間的事件,它一旦結束了就不再隸屬於空間,此時唯有藉著「檔案」去重新「模擬」空間曾經的真實形貌,重要性比起實際造訪該空間的本體印證所讀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從「看不見的圖書館」的觀點來看「空間作為檔案」,任何檔案化的空間都能讓作為空間使用者的作者得以追尋而再現,以及標示出自身在前、後時空坐標上的差異位置。

無論如何,「書寫空間」提示了彰顯「非實體」空間的迫切性、重要性都不下於實存的空間需求。當然,它所涉及的書寫密度與技巧,也在在包含了某種主觀性的建構歷程,如同建立檔案庫一樣面臨在「客觀材料」與「主觀喜好」之間的取捨掙扎。正是在這樣一種矛盾又不得不為的取捨過程裡,「書寫建檔」更能貼近「空間作為檔案」的狀態。唯有在此向度上理解藝術空間及其相關的現象,我們才能說服自己:檔案化是最能重現、也最接近(特別是那些與建立藝術檔案有關的)藝術空間的本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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