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魯漢在1960年代接受《花花公子》的訪談裡，自我解析了那個家喻戶曉的「後照鏡」隱喻：

因為任何環境在其創新時期的不可見性，人類只是有意識地知覺到那個正在發生創新的環境。換句話說，只有當這個環境被新的環境取代時，它才會變得全然清晰；因此我們的世界觀總是落後一步。（註）

作為一名1990網際網路年代又被重新召喚出的「先知」，其主張像是「媒體即訊息」、「媒體是人的延伸」都是今日應用媒體的藝術實踐者耳熟能詳的。然而，這個「後照鏡」觀點似曾相似的既視感，從來沒有任何時刻像疫情席捲全球的當前局勢一樣的讓人感受深刻—和喘不過氣來：當人類與變種病毒的對抗進入延長賽局，網路上共享的行事曆堆滿比年前更爆炸的預定行程與待辦事項，越來越多視訊會議（與會前的技術協調）佔滿了你的生活；而電腦桌面和雲端硬碟裡則有看不完的會議記錄、線上座談、討論及藝文podcast發佈等等。

從2020年末以來，COVID-19疫情在亞洲以外的歐、美國家進入解封又重新封城，而南亞的變種疫情也不遑多讓，更讓同為東南亞島國的印尼、星馬經濟備受重挫。但即使是在如此嚴峻的情勢下，由公部門挹注資源的藝術展演與交流行動，卻如同施打疫苗的全民運動般不容暫緩。某些不甘寂寞的藝術家已迫不及待搶先出國進駐，剩下留在臺灣的藝術工作者（包括藝術家）光是變更不完的計畫執行，就消磨掉創作以外所有對藝術的熱情，更不用說要應付各種名目的紓困表格與權益受損證明。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觀眾的流失仍是無法估計的效益。但是你不能停下來，因為網路還在直播。

作為今年「群島資料庫」的「傳送門計劃」的四場見面會（3/14「東港放映會—Irwan & Tita《BATAM》」、4/15「麻荖漏家屋見面會—陳豪毅＋黃瀞瑩」、7/14「在跨越邊界以後—李奎壁的《TransBorder》計劃」、9/8「共時的亞洲當代活動影像（陳沛妤、Angga Cipta、Raslene）」）與14集「南洋放送局」節目的總回顧，專題裡不免俗地要提及技術媒介如何延伸為義肢，協助或陪伴我們度過這段與外界隔絕的數個月。同時，也要感念那些在疫情間持續線上研究或拓展計劃的研究者（例如以臺灣、印尼電影文獻為研究基礎的「SACMIA共時的亞洲動態影像藝術」跨國平台），還有幫助我們推動見面會及線上直播的各協力單位。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紐約大學ICA中心的《堆肥》主持人陳璽安、廣州時代美術研究員吳建儒與「群島資料庫」的另類合作；前者為「麻荖漏家屋見面會」重上中英文字幕，後者與「南洋放送局」共同訪談仿生貨幣藝術創作者李紫彤、並各自發佈了Podcast；我們之間像在一片不確定的前景下一起耕耘著供知識萌芽的腐植層。

在通過印裔作家Arundhati Roy去年三月所說的瘟疫「傳送門」（The pandemic is a portal）時，我們照見何種過去的遮蔽之物，而我們所做的種種努力，又將在未來的「後照鏡」裡留下何種印記？無論如何，這兩種與技術息息相關的隱喻，總是可以被看成同段書寫記憶的註腳：不管指向明天，或是昨天，在此書寫的我們仍在進行式的今天。

註：原文 “Because of the invisibility of any enviro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its innovation, man is only consciously aware of the environment that has proceeded it; in other words, an environment becomes fully visible only when it has been superseded by a new environment; thus we are always one step behind in our view of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