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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來國內外藝術圈對知識密集、創新密集的後福特主義生產大環境，對非物質性勞動的諸多出版和廣泛討論，以及直接針對文化藝術工作勞動的各式「抗爭性」生產後，本文試將藝文勞動與間歇性短期僱傭的日趨普遍及「游動性」（precarity）(註1) 生活做連結，並試圖尋找藝術家在其中的位置以及他與大環境新工作（即生活）型態之間的可能新關係。
自我實現的幻覺
在符號資本主義加後福特主義的當下，「新創」創業或創意產業氾濫，TED Talk大談論腦科學對創造的最新發現，眾人無不想盡辦法激發創意產能。重社交、重溝通、講透明的工作大環境中，人人都是慾望驅動的個人企業號。彈性、開放、自主、創意的藝術家個人特質成為當下新自由主義勞動個體戶的典範。如表演理論家康斯特（Bojana Kunst）所說的，與其說藝術家的創意工作和生活方式被體制「收編」，不如說藝術家一直是最會在眾目之下「表演」工作和如明星簽名般經營「演出」藝術家身段和自我品牌的個體，因而成為後福特主義個人企業號的效法對象。
伊莎蓓．珞海（Isabell Lorey）多年來對「游動性」進行研究，她以藝文工作者為例說明創意勞動所形成的「自我實現」幻覺，追求自我同時卻也不斷自我剝削的陷阱。藝文人自願選擇「自我游動（不穩定）化」，因為相信自己的自主與自由而甘願忍受不合理的工作條件，使其極為容易被大環境剝削，相對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楷模。他寧可「感覺」自願，實則極大部份同時因環境使然，他因為相對害怕失去控制，寧願在不安定中保有部分選擇的自由。這個「自由／自願」的因素正是結構性不穩定難以被察覺的原因，實則並不真是全然自願。另一方面，結構性的「游動性」肇因於新自由主義下社會福利制度的私有化，以及社會安全網的消失瓦解，「游動性」不再只存在於社會的極端邊緣，而是系統化地成為普遍現象，體制化為政府治理的常態機制。
「游動性」的治理機制
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如此定義「游動性」的兩個層次：Precariousness在於生物性身體的生存威脅，不安全感如害怕「大自然」。且它不只單獨存在，更社會性地相對於他者和其他人。Precarity則在於政治性社會性形成的不安全感，如國家所建立的社會安全體制，制度性選擇性地保護某些階級。這兩個層次之間牽扯不清，珞海將此結合傅柯關於國家治理和權力機制的理路脈絡，發展出以「游動性」做為治理機制的概念，藉維持個人「不安」的狀態達到社會的管控。
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是懂得自我治／管理，經營個人身體健康，是富創造性具生產力的「自我」。他是相對自由的個人，懂得自我剝削並在勞動市場上兜售販賣自己。維繫「能動主體」的主觀錯覺，相信自主個體能自己做決定並掌握自己的命運，以及握有「連貫」的主權極為關鍵。此自由的主體，實則不斷參與維持自己被治理的條件。「不安感」和「自由感」的同時存在極為關鍵，主體相信自由、相信自我實現和相信幸福快樂，成為維繫體制運作的條件。於是充滿自信和創意，自己「選擇」成為自營個體戶，相信自我實現的藝文勞動者，遂成為當代社會的勞動典範。
一如自治或自我管理，「不安」和「自由」之間也總包含兩個對立的力量相互抗衡，也總如同眾人之間依賴劃分他我、劃分階級，劃出「他者」和「我族」來維持惡性平衡，然而也就是在與此令人害怕的「危險他者」的新關係中才有出現新契機的可能。
「不穩定／游動性」成為諸眾組織的前提
在面對生存的危機，面對不穩定的普遍情境，運用創作或創新去進行「不合作」的反抗求生，是否能夠成為一種以「游動性」為前提集體結盟，成為共同體或一個新階級的集體建構？除了相互取暖、各取所需之外，什麼集體行動的根本基礎，或組織反抗運動的動力？這些似乎無法斷言，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不穩定成為常態化，它就是我們共同的經驗，而不是共同的身份認同。
與提出「諸眾」概念的義大利自主主義，和主張出走體制外建立新型態的民主不同，珞海的立場傾向改變和運用現有機制，尋找新的組織形式，新的自我組織方式。在「代議」政治失靈的當下，重新拿回實則原本屬於我們的機構，創造新的有效組織方式，而不是另起爐灶，創造全新的機構。不是離開出走，而是以新組織方式面對現存機制，以不穩定為基礎形成的諸眾與其政治實踐，連結不同身份，連結不穩定文藝工作者、移民弱勢、失業者等等。
最難突破之處在於：如何在無處不是後福特式工廠，工作勞動與生活休閒無以區分的現下，尋找超越經濟邏輯的新組織實踐，重新組織我們的工作與生活—即生活與工作合為一體的「後」工作。然而，當個人休閒和社交生活都成為工作，個體人格、經驗、社會關係都成為生產材料，同時是無盡的自我剝削、無盡的工作侵蝕生活，同時也形成一個超越體制所能完全控制擷取的狀態，成為拒絕和對抗的關鍵點，成為後資本主義的「新」自我可能浮現的關鍵所在。
拒絕工作的藝術家
關於後資本主義的新主體性、新自我以及「工作等於生活」的新態度，拉札雷托（Maurizio Lazzarato）回頭以杜象為例，說明藝術家拒絕工作，在無處不是後福特式工廠的今天還有何意義。他認為在杜象的時代，是全民成為受薪階級及藝術全面市場商業化的年代，而杜象拒絕為市場供需為委託而藝術，拒絕服膺於特定的美學規則，及對藝術生產品質／數量的特定控制要求。當其拒絕生產時，也開創另類的生活模式，也是新的生產模式，以藝術實驗創造開拓新的可能性，挑戰以經濟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
杜象的偷懶行為除了是一種批判地拒絕資本體系分派的受薪工作和角色扮演，同時更在開拓新的存在模式時，重新思考時間、行為和主體性。他不是「反藝術家」（anti-artiste）而是「類藝術家」（anartiste），他並不背棄藝術實踐，不自我定位在藝術機制的外部或內部，而是在邊界極限之處，試著拓展藝術與非藝術間的辯證。但拉扎拉托也指出當代藝術家成為最善於經營自我品牌的個體戶，變身為新自由主義勞動者的典範，卻也因此難像過去藝術史上的藝術家持續對抗體制。因為他過度「自我認同」自己的「藝術計劃」，自己的生活與就是自己的工作。此時拒絕工作生產等於拒絕任何活動，拒絕扮演「藝術明星」的角色，更急需發明新的組織模式。
間歇性、臨時工的身份，與工作時間的組織管理密切相關。法國1930年代至今保障劇場、影視製作等特殊間歇性工作之「演藝臨時工作者」（Intermittent du spectacle）的特別社福法條，在專業且時間密集的短期契約結束後立即享有失業給付，不過在人數比例上，一直以來僅佔整體從業人的少數。在當下「不穩定」成為慣例的大環境中，短期雇傭確定成為「常態」，此「非典」(註2) 工作型態不再是特例，因而成為抗爭勞動市場彈性化的關鍵戰場，爭取所有不穩定勞動工作者的生存權利。拉札拉托更指出當下必須重新思考定義工作（時間）與生活（時間）和新生活型態所催生的新形式主體性。必須思索超越受薪工作的新生活模式，實則是收入、工作、身份的重新分配，以面對未來新的工作型態。
筆者認為這也與近年來科技性失業的命題相交，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取代人力和人腦指日可待，受薪工作的意義受到動搖，最立即的解決方案，無疑是最低基本工資的立法，長久之計卻仍待討論。雖然說用之不竭的再生能源與機器人等自動化科技，使我們能夠想像不再需要為溫飽而工作的人類未來。但我們不工作求溫飽要做什麼呢？這不正是藝術家每天在想的問題嗎？或者嚴格來說，是只有那些在週末假日創作的非職業藝術家在思考的問題？
如當初的杜象，藝術家的創造能力在此並非只創造新的視覺形式，而是創造新的工作和組織方式：新的自我，創造藝術家自己新的生活模式和主體性。以及最為重要的，在藝術家之間新的工作組織方式，也就是合作和協作的命題，更傾向人際之間社會性政治性的組織。而循此脈絡則可說十多年以來，關係美學以降主流當代藝術成為工作組織方式重要的實驗室絕不是一時的流行，如谷歌等主流企業也都積極探尋新的工作組織方式，正因有效的組織模式超越左右政治關乎「人類世」未來，藝術家們的自我組織實踐正如同世界末日的求生練習一般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