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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28日，新加坡歷史上最嚴重的堵車事件發生於城市的西邊，橫跨武吉知馬路（Bukit Timah Road) 和裕廊路（Jurong Road）間11英里半的地方。那是由華社所創辦的南洋大學（南大）的開幕日。數以萬計或受邀或自發性出現的貴賓與祝福者，於下午既開始他們的旅程，希望可以趕得及看到預定四點鐘舉行的正式開幕式。那是一幅混亂的景象。當熱帶的太陽正要下山的時候，武吉知馬路（Bukit Timah Road) 和德能路（Dunearn Road）被往北的交通堵住，而從柔佛和武吉知馬路路的往南交通加劇了這個困惑。警察無法解決交通堵塞，超過400名準軍事警察保留部隊被徵召來幫忙。即便警力加強了，裕廊沿路交通依然動彈不得。數千人把車子棄置在路旁步行六英里往大學走去。顧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當時的總督，預定要在四點鐘的時候主持開幕儀式。但他比原訂時間晚到了二小時，並於晚上七點才揭開紀念牌匾。
數千人最後是在這樣的狀態抵達的。他們穿過前台的入口帳幕，填滿了底下的草坪與花園。節慶的氣氛讓人忘掉漫長而汗流不止的旅程。他們看著夜空，三個巨大的氫氣球起飛，繫著飄動的紅色、長條形彩帶，帶著祝福的訊息。然後煙火開始了，在往遠方地平線拖曳以前，金黃色與紅色的閃光填滿了整片天空。東南亞第一次，服膺於上千名華文中學畢業生的自費大學成立了。作為一個教育機構，它也擔待著保留南洋華人文化與傳統的長久志向，並創造出文化菁英式的，擁有現代的外觀，以及可被聘僱的大學畢業生。
如果南洋大學的成立被交通管制的問題所標記，則它的結束也一樣被相似的狀態所籠罩。只是這次，從市區到校園長達十英里的極致混亂無庸置疑。1964年六月的某個清晨，約60部警車和防暴車大概半英里長的車隊於凌晨2點開往南洋大學。機動交通警察部隊伴隨著這個車隊，確保道路一切通暢，路上除了警車以外並無其他車輛。凌晨三點以前車隊已經進入了大學園區。（警察）在一英里以外的裕廊警察局（Jurong Police Station）設立路障。確保出口萬無一失以後，黎明以前，南洋大學校校園內鎮壓共產主義破壞份子的行動開始了。
當警察抵達南洋大道的時候，1300名學生還在熟睡中。為了這次的行動，聯邦政府招來了超過1000名警察，其中包括來自特種部隊、聯邦後備隊、罪案調查部、分區警署以及機動交通部隊，以在校園設立警戒線。警察進入校園的兩個小時後，第一位被逮捕的學生被貨車載了出來。在裕廊警察局的路障，特種部隊的警官比對著手上的要犯名單與照片，檢查了所有的車輛。學生被辨識出來，也被拘留。另外有11個人在校園外被逮捕。總共有51名學生被捕，其中包括四名女生。這個歷時八小時的警察行動是繼一年前共逮捕了100名左翼份子和政治家的冷藏行動後最龐大的。在大眾起床以前，警察的警戒線已經開始撤離校園。早上10點以前，行動已經完成。
把沿著往校園路上忙碌而難以控制的行動，以及最後執行的管控視作南大興衰的隱喻無疑是言過其實。南大的故事是其中一個生猛的社會動能與行動。這攸關新的想法，攸關當時反覆無常的社會與政治狀態下隨時面臨失敗危險的社會理想，以及關於堤道兩邊政治力的需求與議程。那是一個國族掙扎和殖民主義終結的時代。每個想要在新的國族國家下注的人都被捲入轉變以及不知會被帶往哪裡去（的狀態）之中。確實，歷史對所有在後殖民政治秩序中熱望權力的人提出激進的看法。「被共產主義啟發」的南大生不是唯一值得被標籤的人。
但南大的故事也述說著另一種的行動，關於移民想像的行動。（頁170-172）
該活動蘊含著大量的集體精神和真誠。人們常常習慣了以私人力量與菁英商人的角度來檢視華人社會的承擔，並傾向遺忘統合社會分化並為之搭建橋樑的文化身份的力量。南大確實如此，作為在東南亞為華裔文化紮根的集體熱望。我訪問的人對籌款運動說盡好話。他們賦予它一個特殊名詞，「義賣」。南洋客屬總會在吉隆坡舉辦了一場演唱會，入門票，連同白蘭地酒、掛鐘以及各式各樣的飾品在演唱會前一個晚上所舉行的晚宴上拍賣。一瓶Remy Martin以$1000成交，有錢商人因為「顏面」而掏腰包。這場演唱會和晚宴籌集了共$15,000。華裔社團在馬來亞與新加坡各地舉辦演唱會和拍賣晚宴。他們的口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追隨著這種草根的連結，小販、山輪車夫以及勞工們捐出他們一天的收入，髮廊提供義剪和義電服務。五月四日，新加坡華裔歌舞廳的舞女們把其中一天訂為「義舞」，為南大籌款。那次活動非常成功，籌集約$20,000。一名男子去了中國城的南天歌舞廳，參與這個融合了個人娛樂與慈善目的活動。但他告訴我，那也不足以平息回家後妻子的怒氣。在馬來亞的怡保菜市場，綽號「大樹頭」的魚販穿上了襤褸的衣服化身一日乞丐。他一個攤位接著一個攤位地流連，總共集合了$1,200。當他的衣服和討乞的碗被拿去拍賣的時候，怡保菜販協會以$65奪標。
以共產份子為主的社團在戰後的馬來亞與新加坡有著特殊的位置。享受著相當程度的流行吸引力，共產黨員在1942年到1945年這段黑暗的歲月組成了唯一有效對付日本人的游擊戰隊。正在撤退的英國人與馬來亞人民抗日軍（MPAJA）合作。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為馬來亞共產黨（MCP）的軍事支部。他們正策動後防部隊以便為錫蘭（Ceylon）的東南亞司令部收集情報。馬來亞共產黨一直希望可以和英國人達成協議，以及或許能在戰後馬來亞開拓出合法的政治角色。普遍上，戰後相對開放的氛圍當中，於不同程度上受共產黨影響的組織增加了。勞工協會、學生社團、貿易協會如是。儘管她們的理想與目標各有不同，但可以寬鬆地形容為反殖民、民主社會主義者以及多元族群的。要把這些組織標誌為「共產黨」是相當有問題的。和追蹤它們與馬來亞共產黨與其分支「前同志協會」直接或隱晦的關係同樣有問題。這是一個無法輕易解決的爭議性難題，被國家政宣與錯誤的思想所籠罩。在這方面，哈柏（Harper）是最精明的。他形容這些協會突出了「馬來亞共產黨的『八方計劃』（Eight Points）、馬來左翼的共和主義以及全球同盟精神的復活所交織的共同點」。簡言之，戰後社會主義的鬥爭在反殖民鬥爭、國族主義以及逐漸躍升的政治覺醒中綻放。
要解釋馬來亞華裔之間的現代覺醒和對於激進教育的渴望，我們必須回到更從前。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面對著新秩序洶湧而至的難題。這些政治紛爭與對於現代文化的期許不可避免地被出口到新加坡的華裔之中。革命以前，滿清政府一開始放任著海外的華裔社群。但到了20世紀初，隨著晚清的重組和孫逸仙所領導國民革命的攪動，清政府和革命黨紛紛開始競相爭取海外華裔的政治支持。現代中國國族主義的圖景和傳統中國所描繪的圖像有著極大的反差。後者描繪的是受文化所限制的、群眾兼容的，（彰顯著）文人對政治的影響力和菁英商賈從政府那裡購買官銜，作為一種優越與榮譽的象徵。中國現代國族主義從鴉片戰爭（1839-42）的灰燼中崛起。另外一個關鍵性的時間是1894年到1895年間和日本之間毀滅性的戰爭。這場戰爭見證了日本併吞台灣與滿洲南部。但其中最關鍵的無疑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
如我所做的一樣，追朔行動主義和現代中國和戰後政治間的源頭，以及對於窮困階層勢在必行的經濟保護，並不是要為其熱誠與暴力，以及其和馬來亞共產黨間的關係進行辯護。自半個世紀以來一個人或許應該抵抗「失敗革命」的鄉愁。當我們在談論著南大和華裔高中學生們天真而年輕的熱血時，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不是唯一受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哀傷理想所魅惑的。
人民行動黨的領袖們接著把新加坡帶往獨立的路途。他們一樣，受到烏托邦式的理想所啟發。南大年輕的極端份子或許太輕易地被共產主義所支配。但如果這些特質可以被牽往或制約到一個沒那麼具革命性的途徑，他們的能量和動能依然是可以被期許的。南大的財富和人民行動黨政府的躍升經常被連結在一起。但這個故事並不是關於政府的壓迫以及如何導致大學本身的終極毀滅。
人民行動黨普遍將新加坡從1954年到1961年的歷史形容為「騎在虎背上」。這段期間橫跨了人民行動黨的創立以及其左翼派系的離去。其中一本著名的漫畫描繪了李（李光耀）跨足這頭兇猛的野獸。他的右手緊握著人民行動黨的黨徽，準備戰鬥。他穿著破舊的衣服，一臉堅定。那是一個戰鬥中男人的面貌，而他正要攻擊很顯然地退縮到老虎肚子底下的敵人。極致的煽情，這個漫畫慶祝了英雄主義和人民行動黨企業的危險。李和他的同事騎著通往權力之路的並不是一隻「紙老虎」。當他從英國留學回新加坡以後，年輕的李發現他身處反殖民國族主義和社會激進主義高漲的氛圍當中⋯李的政治來自不同的理念光譜⋯然而，李對於他所接觸的學生和勞工組織所散發的能量與承諾是印象深刻的。這是他充滿熱情的評價：
1954年的某一天，我們接觸了受中文教育的社群。這些華裔中學生反抗國民服務而最終失敗了。暴動發生，他們在法庭被提控⋯（那是）一個充斥著活力、力量和革命的世界⋯
左翼的承諾與奉獻跟受惠於殖民者支助的受英文教育者，如李本身，比較起來，更為讓人讚嘆。對於李來說，英文教育菁英份子最大的罪惡是他們的自私與不參與反殖民運動。
致和我談話的南大畢業生，⋯失去的感受並不僅止於大學的毀滅。這也包括了商業鉅子、小販、舞廳小姐的文化願景。他們對於文化公民身份、社群身份，攸關歷史景深並跨越國界的啟發，以及嚮往一個社會主義式未來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