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e
91 91 92 96
2005-5-16，我在西貢騰龍臺的巴士站見到幾個巴士號碼：91 91M 92 96R，看上去像電話號碼：9191-9296。我站在巴士站下試圖打出，另一邊有一個陌生的男人接聽，他和我談了1分31秒的電話。2005-6-19，我把電話的對話內容筆錄下來，連同一張巴士站的照片刊登在星期日《明報》。
〈熟悉的數字，陌生的電話〉這件刊載於星期日《明報》上的作品開始於2005年，或許應該這麼說：一切開始自一處巴士站牌上的一串數字。十年多後，這件作品以文件櫃的方式展出於關渡美術館，藝術家在當年的剪報旁留下一張說明的小紙片，而原本關於當時白雙全與「巴士先生」的1分31秒通話內容，則在十年之間被各種蛛網般的細微線索往巴士站外銜接，由物理性的地理位置轉為時間和記憶，往前指向香港的歷史，往後則指著現在仍看不清晰、暫且稱為「未來」的某個方向。
藝術無用
2014年9月，一場為爭取真普選的公民運動由一把把雨傘撐起，在香港金鐘、添馬艦、中環、灣仔、銅鑼灣、旺角及尖沙咀各地發生，運動期間，上班族、菜販、學生、教授、藝術家皆成佔領者、爭取公民權利之人，但是，在激烈的現實場景中「藝術還有什麼用？」這不僅僅是香港藝術家面對的問題，也是在此不久前台灣318學運時，台灣藝術家們不斷自問的問題：「為什麼創作？面對現實時，藝術能有什麼用？」
實體的運動在警力壓制與各種官方發言、談判中落幕，但當時與其他人一起在佔中前線的白雙全，原本一直持續的創作卻在此之後停滯了一年左右，他說：
我覺得我以前做的東西，面對佔中的時候都沒辦法用、沒辦法延續下去，因為在前線的時候不需要這種東西，藝術在當下並沒有產生能力，如果有用也只是一種泡泡，用來鼓吹人的情緒這樣的效果，這種東西除非他運動領袖的身份才會有效果，如果只是藝術家去做，它所帶來的結果也只是把注意力關注到藝術家個人身上，我覺得這也不適合。尤其現在藝術的狀況太過商業化，藝術似乎在美術館的系統中才會產生意義跟效果，對於面對一個激烈的政治情況時，當下真的找不到一種想法，所以在運動之後我一直想，覺得藝術好像沒什麼用，所以在後來的作品裡，我想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它是否有在影響我。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佔中前線是一記棒喝，運動之後，白雙全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整理自己的混亂狀態，他的方式是將所有東西攤開，嘗試用客觀的角度去看，試著找到某種意義去進行連結，對他而言，做為「客體」本身便具有一種意義。
大概一年左右我都沒有什麼創作欲望，直到有一天覺得不能再這樣了才開始找事情做。最一開始就是去香港區域法院聽審判，因為太太的娘家在法院旁，每星期帶孩子回去時我就到法院吹冷氣，我發現那個空間很適合思考，黑白的裝潢、樓很高、冷氣很強，在很亂的時候就會覺得這裡很清淨。我慢慢發現，法院對一件事的看法跟平常人不一樣，一個15秒的動作也許會談一整天，但這15秒怎麼變成一整天來談呢？整個審判內容就是細節的放大，去處理不同的角度、每個人的心理狀態、時間、背景，用很多方法去分析。
白雙全通過旁聽審判去處理自己的情緒，處理「藝術做為社會功能」的思考。他在法院中挑選與佔中相關的案件旁聽，發現同樣的一個動作在電視前看、用當事人角度看、退後很多步不帶太多情緒去看，每種方式的結果都有不同，他談起一個案例：
每件事在這裡都被用一種很慢的動作、方式去探討，每個人可以各自主觀的角度，這其實像是一種意志，運動的時候所有東西都在瞬間發生，幾乎沒有思考的可能，這一瞬間的背後有很多事情被決定了，但這些都不是你當下能想的。例如一個案件裡，一個警察拿棍子打佔中的男生，男生用手拿下棍子，棍子掉到地上。這樁審民眾打警察的案子裡，即便是同一個時間發生的同一件事，每個人的角度都不同，當大家通過這根棍黏在一起的時候，這種狀態並不是要你更混亂，而是要你更清晰。
這種幾乎以逐格拆解的方式分析事件的緩慢動作，使白雙全開始可以退後一步去分析事情，並慢慢從運動的混亂中恢復。而他在法院中做的另一件事，便是以他長期隨身攜帶的素描簿，在聽審現場進行自動書寫，而這些筆下自動產生的圖騰，慢慢成為他近期創作的方法，這使他在描述關於香港的狀態時，得以有更大的想像空間。對此，白雙全說：
它解放了我的思想，我可以用荒謬的方向去處理政治現實上的強烈需求，在法院素描是處理自己情緒狀態。每次回家後，我會將這些素描掃瞄、放大，去看筆怎麼動，也再度觀察自己的情緒，像是用放大鏡看自己，也像是從夢裡面走出來去分析它。
綿延十年的1分31秒
如果他們可以用一整天談持棍的15秒，那麼我要怎麼看我和巴士先生那通1分31秒的電話？如果用佔中來看，這其實像是一種意志，運動時所有事情都在瞬間發生，幾乎沒有思考的可能，這一瞬間的背後很多事情就已經決定了，但這些都不是你當下能想的。
佔中過後的2015年，星期日《明報》再度找白雙全寫專欄，編輯問他有沒有想做的事，他想起十年前的巴士先生，似乎是時候和巴士先生見面了，他這麼想著。透過記者，他們聯繫到「當年聽電話的陌生人」，相約在12月12日一起回到巴士站。電話兩端、相隔十年的陌生人約在當天上午的九龍塘地鐵站C出口碰面，這也是白雙全2006年作品〈等一個朋友〉的創作地點，這次的會面像是白雙全的其他作品，在遠遠的這一點輕輕扯動著關於過去的某一個點。下午，他們回到巴士站附近進行了1小時30分的訪問，巴士先生給出兩張名片，一張是紅外線工程顧問Nigel，另一張是薄扶林文化保育小組成員。而第二張名片，也成為〈熟悉的數字，陌生的電話〉一作十年後的線索和起點。
薄扶林村，在香港島上比「香港」還要古老的村落，Nigel一家四代人於此生根。2015年底，白雙全前往薄扶林村拜訪Nigel，今年7月讀完了《薄扶林村》一書後，再度前去村中參訪伯大尼修院、買回另一本《伯大尼與納匝肋》，裡頭寫著巴黎外方傳教會在亞洲的傳教歷史。而在閱讀之中，他發現這座一百年來接待過來自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約6000位患病傳教士的伯大尼修院（療養院），又與香港的歷史與形象有著奇異的連結：1880年左右，伯大尼修院首任院長白德禮神父發現新品種植物，他將此植物命名為洋紫荊（Bauhinia x blakeana）並移植到伯大尼，隨後再折枝送予港府與廣州天主堂。1965年，洋紫荊成為香港市花，1997年成為香港區的象徵，被印製在區旗與錢幣上。但在政府文件中，「洋」字被刻意摘去，改為（其實是另一種植物的）為紫荊、艷紫荊、香港蘭。
洋紫荊，一種能夠開出大而豔麗卻不育的花朵，花朵無法結果，只能採用無性繁殖的方式繁衍。為了生存，必須不斷由母體折枝、扦插繁殖，這是否意味著一種可能：現在香港所見的洋紫荊的前世，可能都來自伯大尼、白德禮神父的手？母體留下的傷口繁衍成為無數子株，而它們來自同一個遙遠的源頭？
顫動的另外一頭
修會的土地在1975年便賣給了發展公司，而原本葬於該地的101位傳教士之墓則移往柴灣天主教墳場。7月，白雙全在墳場中發現一座空墳，移走了生長在墳上的一株植物，種在自家陽台，以此聯繫死去的傳教士與自己的信仰。
我覺得一定有什麼在這個空墳裡，它也不斷出現在我的腦中，在家裡照顧植物時，像是又跟這裡產生了連結，我通過這樣的東西把所有事情的結構連結起來。
過去白雙全的作品一直圍繞著關係或某種不在預期之中的偶遇 ，像是早先的〈遇上Google地圖上的路人甲乙丙〉、〈回家計劃〉、〈等一個朋友〉等等。此次在關渡的展出則關於「瞬間訂下的事情」，櫃子中的文件指向時間、記憶甚至香港歷史，所有線索來自2005年那通1分31秒的短暫通話。
我的作品本身是一個instant到另一個instant，我想給你看的是「之間」的這些時間。有些事其實當下已經解決了，所以我的東西是在將來，起步點在當下會一直產生出來，某方面是我對世界的感覺，對於香港，我也是從作品裡去直接反映出來。
作品怎麼用1分31秒談十年，甚至古老的香港？這讓我不禁想起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她用了一整本書的篇幅描寫戴洛維夫人從清晨開始，為準備一場宴會外出買花直到宴會行將結束的一天，而書中這一天的長度也許就是一生。而在我的筆記本上，寫著一段忘了來源的書摘，在看到作品時便在我腦中浮了出來，像是早早為了遇到雙全的作品而準備好的：
「過去與現在，」他暗想，「是由連綿不斷、前後呼應的一長串事件聯繫在一起的。」他覺得他剛才似乎看見這條鏈子的兩頭：只要碰碰這一頭，那一頭就會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