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處理聲音的人們立即會同意一件事：聆聽不是單一的作用。在最基礎層次上，聆聽（listening）通常相對於聽見（hearing）—後者是氣壓波的生理感知（sensing），前者則是某種有意圖、專注的聽覺感知實踐。而從論理到作曲、從聲音研究到聲音藝術，聆聽都已經隨著不同的方法和隱喻而分化、衍異和倍增了。

對阿多諾（Theodor Adorno）而言，聆聽是關於風格（style），每種聽者類型都代表一種對音樂的社會反應；對謝弗（Pierre Schaeffer）而言，聆聽有四種不同的可能方式（mode），每種都提供了不同與聲音的關係；更晚近時，亨利．托爾各（Henry Torgue）劃分三種聆聽面向（aspect），同時艾瑞克．克拉克（Eric Clarke）也重訪知覺的生態理論，並主張聽覺的實踐可以有無數方法。

所有這些種聽覺感知的觀念化—聆聽的類型、方式、途徑或層面—不僅僅是分析類別的趨近完善：它創造了共享的世界，塑造了聲響的實踐，更強調了感官知覺的範式。即使只是談論「聆聽」這樣一種明確的實踐範疇，都指涉了一種區別於五種獨立的人類感官的範式。不同的聆聽範式導致截然不同、有時甚至是彼此衝突的關注。

唐．伊德（Don Ihde）捍衛的「聽覺轉向」，仰賴一種依循及擴展謝弗「縮限聆聽」的現象學探究，調動胡塞爾與海德格以通盤考慮特定個人的聽覺經驗視域。建立於吉布森（James Gibson）認知生態學的、聆聽的生態學範式，重視的是事件、經驗與環境對聽音法（audition）的影響 [1]，鼓吹以深度聆聽作為一種與世界同步的實踐。

歷史範式的聆聽可以回溯它們的社會結構與素材形成，拆解關於聽音法的本體論預設觀念，並連結與文化變遷有關的科技發展。將這樣的嘗試再往前推一步，認識論模式則是依賴民族誌合作來理解聆聽自身（和更廣泛地感官經驗）如何扣連為一種認識情境脈絡的方法。當絕大多數的聆聽模式仍定錨於人耳的時候，越來越多轉向農作、動物、行星、機械與異質性的聽音法，描繪出非人類聆聽模式即將實現的情景。

多元的聆聽範式在本次客座專題所收錄的不同書寫中湧現並交會。〈追灣及：電魂〉連結了具象音樂的現象學骨架與高壓電流的非人類物質能源，鄭文琦的外部展覽評論凸顯出隱藏在留聲式聆聽背後的技術關係與操作痕跡。藝術家區秀詒與外部連結何義麟的〈戰爭與網播宣傳〉聚合了無線電波聆聽與播送的歷史研究，以及聲音記憶的關懷，同時作者顏峻與胡子哥提供兩則新加坡與台北的聆聽事件與聲音實踐的情境速寫。

最後，雖然可能很少人不同意關於聆聽的多樣性，關於聽覺的類型、方式、層面與途徑，仍然是現象不透明．歷史先決與認識論情境化的分類作用。正如安雅．康吉瑟（Anja Kanngieser）在〈田野錄音的四個提問：耶茲．R．法蘭奇專訪安雅．康吉瑟〉中的回答，聆聽是其創作實踐的核心元素，它也包含「非雙耳所聆聽卻佔據我身體的事物，那些在我的肌膚上、體腔中振動的頻率」，於是創新、實驗、混雜的聆聽範式，也必然印證這個向外擴展的振動世界了。
[1] Gaver, W. W. (1993). “What in the world do we hear?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auditory event perception”. Ecological Psychology, 5(1),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