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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台灣的藝術工作者都熟悉或曾與香港的亞洲藝術文獻庫合作過，但可能對其在印度的姐妹機構Asian Art Archive in India了解得較少。印度亞洲藝術文獻庫自2013年以來將總部設在新德里，以建立南亞藝術的文獻庫為目的，並開展許多有影響的項目。我們很高興能邀請高級研究員Sneha Ragavan接受專訪並向我們介紹《南亞現代和當代藝術寫作書目》計劃（以下簡稱《書目》計劃）。
LM：Sneha您好！ 謝謝你撥冗與我們談《書目》計劃。正如亞洲藝術檔庫的名字所明述，它主要是一個檔案機構。考慮到這點，可以請你告訴我們《書目》的誕生緣由，以及它如何服務於亞洲藝術文獻庫的使命嗎？
SR：感謝你讓我有機會來談亞洲藝術文獻庫的《書目》計劃。我們從2011年的年底開始這個計劃。印度亞洲藝術文獻庫的研究人員提議開展《書目》有幾個原因，我在此闡述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原因：第一，將南亞以英語為中心的主流藝術史予以去中心化；第二，通過這樣一個初步的梳理工作，展現該地區豐富但看不見的多語言藝術書寫歷史。
《書目》計劃對於AAA來說是一個全新項目，因為我們工作的核心主旨，正如你所注意到的，是讓藝術家、藝術史家、評論家和策展人的檔案能夠供人查詢。《書目》（這個項目也是一條時間軸）也是一個研究工具。此外，AAA向來鼓勵創新的研究項目，特別是旨在闡明那些罕為人知的歷史的研究項目，這也是我們啟動《書目》項目的原因。
LM：在開展本項目的過程中，你們不得不包容更多選項的內容類型和收錄出處。能否請你再多闡述這個過程？你們如何在過程中取得調適？
SR：就某種意義而言，《書目》就像大家進行的其他各種研究項目一樣：它的幾個方面已經規劃好了，各種參數也被設定好了。但是，當我們遇到新的情境與素材時，我們也必須做出選擇。例如，我們從一開始就決定將《書目》的重點放在印度（在第二階段我們才將範圍擴大到南亞）。這個選擇既有實用考慮又有背景原因，我們的辦公室恰好在印度，開展《書目》的大背景也是因為我們觀察到藝術史的話語在印度的發展。
我們開始做這個項目的時候，由於預算和時間有限，所以也不得不限制我們計劃涵蓋的語言。我們選擇了13種語言。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因為印度有22種主要語言（還有數百種其他語言！）。我們對語言的選擇有幾類理由，部分來自於已知有大量藝術寫作的語言，如孟加拉語（Bengali；為印度第二大語及孟加拉官方語言）和馬拉地語（Marathi；印度西部的印度—雅利安語及印度第三大語言）；有些正是我們知之甚少的語言—如奧迪亞語（Odia；印度東部所使用的悠久印度—雅利安語）或旁遮普語（Punjabi；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使用的印度—雅利安語）；還有藝術史學者與其他專家給我們的建議。一旦縮小語言範圍，我們的工作就過渡到尋找各項目的研究者。他們通過訪問圖書館和個人檔案來建立書目內容。從某意義上來說，每種語言／語區的書目主要是基於研究者的興趣、其容易找到與取得的出版品，及他們如何有創意地標示的能力等。所有這些都是選擇性的。因此，儘管我們事先做了安排，但每個環境產生的結果都是獨特的，甚至是隨機的。
LM：在進行本項目的過程中，有哪些原先預料不到的發現呢？
SR：最突出的發現應該是我們在做《書目》的過程中，認識到大量藝術家、藝術作家或藝術評論家。雖然我們對該地區的藝術史有一定了解，但為什麼這裡還有數百個連我們都沒聽說過的藝文從業者姓名呢？其中，無論是藝術家還是批評家，都有豐富的職業生涯，著述頗豐或常被提及。當然，所有這些都是用地方語言所書寫的。我們立刻意識到我們在學校學習的藝術史或通過英語資料了解的藝術領域，其實範圍非常狹窄，僅限於少數的城市，而很少提及廣闊、豐富的「鄉土」或 「地區 」藝術環境。
另一個發現是期刊的作用，它既是作品圖像流通的重要空間，也是藝術評論和辯論的生產地。這些不是所謂的「藝術期刊」（這是一個相對較新近的現像），但我們發現在文化或文學雜誌裡，也有許多關於藝術的報導與專文，還有關於文學、戲劇、電影等的文本。這也給我們審視藝術的跨學科框架提供進一步的見解，與現今的藝術專業化景象非常不同。
LM：現在《書目》計劃的狀況如何？大家怎樣可以查詢內容？
SR：我們在2014年完成對印度藝術書寫的第一階段彙編後，在2015年開始本項目的第二階段，研究南亞的藝術書寫，重點在於三種語言：分別用於斯里蘭卡、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泰米爾語（Tamil；在印度南部使用的達羅毗荼語系古典語言，也是新加坡和斯里蘭卡的官方語言）、孟加拉語（Bengali）和烏爾都語（Urdu；在巴基斯坦、印度與尼泊爾等有眾多使用者的印度—雅利安語，使用阿拉伯字母），因為這些語言是跨國界的。第二階段完成後，我們在2015至2016年以可被搜尋、瀏覽的網站形式啟動《書目》項目，供公眾訪問：http://aaabibliography.org。
我們認為，我們必須善用《書目》計劃從一開始就作為一個數位資料庫的形式來編纂此一特點，用此種形式來展示，包括它的各種高級搜索和過濾功能，公開發表可視化數據，為大家提供這個檔案的入口。網站是《書目》計劃的主要門戶，雖然在為《書目》計劃彙編更多的條目方面，最近有幾年沉寂，但是，我們最近以「尼泊爾移動圖書館 」這個與加德滿都的悉達多藝術基金會（譯註1）合作開展的項目為契機，開始編纂一份尼泊爾的藝術寫作書目，成果非常令人振奮！
LM：一路走來，你們曾遇到哪些挑戰？主要是在素材選擇或格式方面？
SR：一個持續的挑戰是要弄清楚如何包括關於工藝、民間藝術或「部落」／原住民藝術實踐的寫作。近一個世紀以來，現代藝術家早已將這些所謂的「原始」藝術的技術、主題、材料和視覺語言，正當地挪用到他們自己的實踐中。因此，作為一個專注「現代和當代」藝術寫作的書目計劃，我們要如何處理我們發現大量關於手工藝、民間藝術或原住民藝術的文本，而不是再次參與這種挪用？畢竟這些類別都是獨自成立的領域。經過與各地方研究人員的反覆討論，我們決定只有當現代藝術家自己寫了關於這些藝術形式的文章，或者當這些藝術形式在現代主義或現代藝術的框架內被討論時，我們才會包括關於手工藝、民間藝術或原住民藝術的文本。
另一個挑戰是，我們要保持項目的持續性，好讓更多不太顯而易見的文本、人物和歷史浮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只是觸及表面，還需要更多支持來使得這個項目延續下去。
ML：在這個過程中，你對南亞的現代和當代藝術，以及藝術寫作的理解是否有所改變？那是怎樣的轉變呢？
SR：肯定會有所變化！在南亞，藝術史書籍和論文主要是用英語寫的，且主要參考和引用英語資料。除此之外，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表示「地區」語言或「方言」出版的作品中沒有出現多少有意義的資料，不過是糟糕的寫作。我們知道這不可能是真的，所以作為研究人員，我們想親自走訪理解這樣的編輯行動會給人們對藝術史的理解帶來什麼改變。
而《書目》確實改變了我們的想法。我舉個例子：在《書目》進行之前和之後，我們比較了對某地區的藝術寫作的理解，感到很震驚！在開始彙編《書目》之前，我們可能只認識馬哈拉施特拉邦的7～10位用馬拉地語書寫的藝術家和作家。但在我們完成了馬拉地語書目後修改這份名單，突然間，我們意識到這裡包含超過100位藝術家或作家！簡言之，我們不能再只從20多位知名藝術家和藝術運動的角度來談論（本地）藝術史，也不能再只參考20多份關鍵文本。
LM：南亞是一個地理區域。你認為使用這樣的邊界是否有局限性？它與其餘地區又有怎樣的關係？
SR：對於這樣一個深入的、細節化的項目來說，有必要設置一些限制。事實上，我覺得我們還沒能夠客觀地看待南亞這個充滿滲透性的地區。儘管我們把南亞作為計劃的某種框架，但這並沒有限制我們在書目編輯的範圍內發現其他內容。我們發現了關於藝術家和評論者前往世界各地的經歷的詳細文本，無論是工作和生活、展覽，或僅僅是旅行。我們還看到許多重要的關於世界各地藝術的寫作，這裡面有中國壁畫、梵谷或芙烈達．卡蘿等藝術家的文章。某些藝術形式和藝術家對這裡的藝術家來說成為了非常重要的參考對象，他們可以從中學習，受到啟發、模仿或背離。從這方面來看，《書目》中的文本自身就與南亞外的世界建立了聯繫。
LM：執行像《書目》這樣的計劃肯定會改變主事者本身的想法。它如何影響到印度亞洲藝術文獻庫的其他項目與關注呢，像是教學項目和出版品？
SR：《書目》項目確實是AAA確定藝術書寫作為關鍵研究重點的依據之一。對於這樣一個藝術文獻庫來說，我們需要重點關注並追溯各種形式的寫作出現的脈絡，觀察它們以何種形式被呈現，還有它們的內容。本計劃讓印度亞洲藝術文獻庫意識到有必要讓已出版的文本重新流通，因此我們在過去幾年一直在努力編撰一套三本出版物，將《書目》中或別處發現的各種語言的寫作附上英文翻譯出版。2018年，我們在香港AAA組織了一個研討會：「故事由來：藝術家、作家及期刊在亞洲（It Begins with a Story: Artists, Writers, and Periodicals in Asia）」，聚集一批學者探討期刊作為一種形式如何塑造整個亞洲的藝術話語。印度的AAA的團隊也一直致力於一項將南亞地區1950到1980年代出版的的現代小誌（前衛雜誌）數位化的計劃。
譯註1：更多關於悉達多藝術基金會的內容，參考：《現地求生術：新亞洲策展報告》，第24～35頁訪談（高森信男編；2018 ）。
Sneha Ragavan是印度亞洲藝術檔案庫的高級研究員和項目負責人。她現居印度新德里。自2012年加入亞洲藝術檔案庫以來，她與同事們一同執行了包括數位化書目的建立、數位化藝術家檔案以及組織區域藝術史的研討會與討論會等任務。她是海德拉巴EFL大學的文化研究博士（2016），研究專注20印度世紀的建築論述。她曾在巴羅達M.S.大學美術學院研讀藝術史和美學專業碩士學位（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