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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的書寫起點，是我嘗試為自己在第15屆文件展一週間經歷的複雜感受，進行後設的、個人的咀嚼。文件展對我而言，夾雜著歡騰與不安，一方面參與國際藝術社群的大型派對，一面作為觀眾或參與者，為了「有效進入」這場去中心的多重敘事現場而焦慮不定。
文件展的熱鬧紛呈來自策展團隊的集體協作方法。作為這屆策展精神的lumbung（穀倉）一詞 (註1)，隱喻藝術社群對資源的集體管理與分配。在雅加達，runagrupa與幾個藝術團體共同組織運作的空間與「生態系」Gudang Sarinag Ekosistem，即是圍繞這個方法運作。這屆文件展於是可視為此生態系的延伸—或者用ruangrupa的話來說，他們的策展基礎是一種「反客為主」，邀請文件展成為其家鄉生態系統實踐的一部份：這些包括參與者能夠共同管理分配的費用，以及通過文件展這個發表平台，藝術家的參與資格下放。15屆文件展特殊的參與者自我動員機制 (註2)，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在於參展藝術家超越展期框架的實踐交流。ruangrupa點明，要「展示」來自世界各地的集體實踐，容易落入舊有中心化典範的陷阱，文件展的意義，更應該是讓來自各地、已有不同實踐方式的團體與藝術家齊聚，交換各自方法，再回頭滋養自身的社群永續。於是文件展成了一場對「多元模式的學習」，並在卡塞爾現場被「翻譯」為與更多潛在使用者接觸的形式。
只是，我也不禁思索，所有來到這裡的觀眾與參與者，即使跳脫舊有被動閱聽者位置，是否也在這機制裡被化約為藝術家集體實踐策略下的潛在學習對象？或者，當展示成為一種翻譯，除了語意上的跳躍，這個作為介面的展覽現場，又預設怎樣的閱讀者？
替代生存場景的再建構
身處文件展中，最直接的感受的確是實踐模式的多元紛呈。我從百花齊放的作品中驚喜看見跨越不同地域社群的關懷，既脈絡相異，卻仍有可對話之處，同時照映當前全球共享的困局難題，以及藝術社群汲汲嘗試的回應之道。這種帶有世界主義精神的、替代生存場景的再建構（reworlding），貫穿在諸多參與計畫當中。例如在documenta Halle的Baan Noorg Collaborative Arts and Culture與相鄰的Britto Arts Trust，將卡塞爾與家鄉的地理政治、都市文化與全球化下的食農處境相連。前者連結泰國Nongpho全球化下的酪農業歷史、皮影戲傳統與史詩，和卡塞爾的都會次文化，裝置〈Churning Milk: the Rituals of Things〉（2022）的展場，打造成社區自由使用的滑板場，將兩地的歷史與地理政治圖像並置。孟加拉的Britto Arts Trust則思辨飲食文化政治，裝置〈rasad〉（2022）以編織與陶磁復刻生鮮超市，並將有關飢荒與戰爭的電影畫面拼貼，製成大型壁畫〈Chayachhobi〉（2022），創造強烈的視覺呈現，他們同時在卡塞爾打造一處稱為「Pakghor」的「社會廚房」，邀請在地移民社群報名共享食譜及其背後的記憶與文化。
幾組藝術家通過計畫省思人文、生態與政治的辯證。中國藝術家曹明浩與陳建軍以長期的科學研究，及與四川、卡塞爾兩地民眾跟跨學科社群的合作為基礎，發展出〈水系避難所〉系列，討論人類如何在氣候危機中，透過與土地、水文、動物等重新連結，找尋庇護的可能，其位在Karlsweise草皮上以氂牛毛髮與複合纖維編織而成的黑帳，以「遊牧」的隱喻凝縮了跳脫人類中心觀點的探索歷程。越南影像創作者阮純詩（Nguyễn Trinh Thi）在富爾達河（Fulda）畔原為監獄的Rondell碉堡內創造一個多媒體裝置：她從越南後改革開放（post Doi Moi）世代作家Bùi Ngọc Tấn的小說《Tale Told in the Year 2000》取材，在碉堡內種植書中隱喻自由的辣椒，同時讓越南北部Vinh Quang-Tam Da區的風吹，即時牽引卡塞爾現場的光影與聲響裝置變化。在卡塞爾四個場地展出的巴勒斯坦藝術家Jumana Emil Abboud，則探索基於巴勒斯坦民俗與口述故事中水域作為神性場域的詩意，通過藝術家協作，以及繪畫、錄像、用蠟翻模的護身符儀式物，轉譯巴勒斯坦民間傳說。
另一類作品則是以表演性或檔案式的呈現，指向權力結構及潛在的批判敘事與動員可能。印尼的Agus Nur Amal PMTOH結合西爪哇巽他族的說故事風格與傳統音樂，發展出特有的演出形式，他以日常物件搭建視覺裝置（同時也是現場表演道具），在格林兄弟博物館（Grimmwelt Kassel）演出一場場的講述演出，多彩而歡快、常民化的視覺與文本語言，直指壓迫的敘事、極權暴力、生態毀敗。而在鄰近的死亡文化博物館（Museum for Sepulchral Culture）內，墨西哥藝術家Erick Beltrán以大量圖像與論述，構築名為〈Ｍanifold〉（2022）的複合裝置。藝術家與卡塞爾藝術學院合作採訪在地居民，將他們心中對權力的想像，轉化為展覽現場晦澀難解的複雜圖像，是少有直接針對個體與群體關聯展開深度辯證的參展作品。極具影響力的印尼團體Taring Padi雖在反猶風波中成為標的，他們散佈於卡塞爾各地的大型版畫，以及不同社群在工作坊裡創作的紙箱立板圖像，是在卡塞爾Friedrichsplatz廣場、Hallenbad Ost舊泳池空間及市區各處辨識度極高的存在，在Hallenbad Ost近乎回顧展規模的大量作品與檔案，更呈現他們20多年來和不同社群協作，以草根方式回應政治社會議題的動員能量。
展示作為集體進程的收藏與翻譯
回到ruangrupa期待將「展示」再轉化為藝術家實踐得以「翻譯」的介面，我在文件展期間不斷嘗試觀察，在具有限定時空框架的展期內，藝術家與觀眾參與者的主客關係，是否產生有效的反轉？除了這些貫穿文件展之中，帶有參與性、表演性，或母國與卡塞爾間互文性的作品，還有大量的計畫則是強調「參與」的進程，變動的軌跡，及背後藝術團體自我組織觀念的形成，展覽現場於是成為動態教室、復刻據點，或者各種參與紀錄的收藏室。這種傾向，在幾個致力於另類教育介面的藝術團體中特別凸顯。例如由包含ruangrupa在內三個印尼團體成立的Gudskul，在文件展將長期發展的群體學習（Collective Study）受眾，拓展至其他亞洲藝術團體，以「Sekolah Temujalar」為名 (註3)，分兩期邀請各團體成員聚集卡塞爾，經由持續的互動，歸納出對群體實踐的思索。在展場裡，這樣的過程體現為看似隨性搭建的聚會空間，以日常素材打造的展牆與告示板，有機地標註團體成員的討論過程，與其說是深刻的思辨，更像是仍在衍生的思考泡泡。柏林的*foundationclass* collective長期為移民社群建立另類學習與培力機制，這個基於抵抗結構性歧視與僵化學院典範的團體，分散於多個不同展區，其運作另類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被印製為彩色旗幟上的文字與圖像，同時也展示以移民身份政治為主題的作品。英國團體Project Art Works由神精多樣性（neurodiverse）的創作者組成，他們複製了在英國的工作室空間，同時動態地展出成員與在地社群互動創作的作品。這三組團體作品在卡塞爾多處發生，但最具象徵性的「翻譯」介面，位在歷來作為主展館的Fridericianum。文件展中，這個主展館被轉化為內容不斷變化的Fridschool (註4)，既有知識傳遞與學習的中心之意，也是參展團體的居住空間與共同廚房（當然，也是每晚藝術家的派對場地）。
Ruangrupa在展覽論述裡明確指出：「lumbung」是一種方法而非主題。我清楚看見集體作為一種操作如何在文件展這個界面被擴大、衍化、發酵，但是群體、共作，作為一種藝術實踐的觀念或藝術史脈絡中的意義，以及集體自全球南方對照歐美藝術脈絡的差異辯證，只能碎落於不同藝術計畫與出版品裡間接輻射而出。不禁讓人反思，在這樣的實驗中，一百天展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究竟被安置於什麼位置？更明確的問，這樣的去中心實踐，除了弔詭地透過卡塞爾本身作為藝術體制中心所帶來的資源分配餘裕得以廣泛地分散，在文件展這樣大規模的介面發生，藝術家與觀眾之間，又要如何以在各自家鄉的社群關係姿態浮現。
文件展的近用性無疑是寬廣的，這表現在各種針對異質社群設計的共融機制，也表現在展覽出版刊物，透過文學創作、兒童繪本、圖錄手冊，以及諸多對集體實踐的創造性轉譯與衍伸刊物的設置。(註5) 同時文件展開幕的首週，觀眾在卡塞爾隨處可與參展者自在互動，這是文件展平等、去中心的機制下所能為國際展覽創建的難得友善氛圍。但同時，當群體實踐的知識交換與團結情誼的打造，如此聚焦於參展者，我感覺那些展期間來到，站在展場內外的觀眾，多數時候仍只被當作推進這場實驗的被動見證者，透過參與成為藝術家計畫搬移至卡塞爾的意義再生產。
在觀展期間，我對*foundationclass* collective標語旗幟所揭示的另類教育概念無比讚同，卻仍無法體會他們在柏林與移民社群共同建立的藝術教育機制。回到台灣後，我才在德語報導中發現，除了展示，他們在卡塞爾另一個幽微卻有力的介入，是透過與當地自1963年由移民成立的計程車公司MiniCar合作，蒐集司機的敘事組成約一個小時的十組音軌裝置，講述與卡塞爾移民歷史與政治相關的敘事：因種族歧視被謀殺的移民司機、因移民背景被暴力相待的犯罪紀錄…這個作品的細節並未出現在展覽文宣中，有意參與的觀眾也得自付不包含在展覽票券內的額外費用。另一頭，印尼團體Jatiwangi Art Factory在卡塞爾舉辦的跨國農村網絡集會，New Rural Agenda，集結眾人討論基於鄉村觀點的未來想像。同時，JaF嘗試於複製家鄉三年一度的Rampak Genteng，共同敲奏屋瓦樂器的音樂儀式。這個在Fridericianum前廣場的音樂會，成了開幕週最大的盛事，上百人敲打瓦片與印尼樂團合奏樂章。JaF成員告訴我，展覽開幕前他們招募卡塞爾民眾定期參與練習，但迴響並不熱絡。可是在當天，我看見上百人熱烈歡騰的敲擊奏樂，累了鼓棒一放，身後就立即有充滿興致的路人補上。這讓原先預演集結的意圖變得無足輕重，眾人沈浸在一種熱烈的盛會氛圍裡，但我懷疑有多少人仔細聆聽，演奏開始前JaF成員緩緩朗誦的關於人與土地的集體宣言。
「I draw. You understand.」
將互動與共學軌跡作為展覽現場的展呈內容，在文件展的歷史畢竟並非新事。早在1972年第5屆文件展，波伊斯（Joseph Beuys）的〈直接民主辦公室〉（Bureau for Direct Democracy），就已在黑版上留下現場民眾討論民主制度時的紀錄，成為展場一部份。軌跡做為藝術、關係的交會成為作品，幾十年來藝術論述的辯證似乎並未推進到太遠。這屆文件展用最基進的方式，驗證了當代藝術發展至此的樣態，無一不是，無處不在。但除了以複音捕捉意義，我們還能如何深度思索參與、思索作者與受眾的關係，以及共（commons）在藝術中，為我們所處時代裡揭示，卻未從歷史軌跡裡斷裂的深刻意義？我不確定文件展是否有意邀請現場觀眾，也參與這樣的思索。
在文件展最後一天，我在卡塞爾中央車站前廣場駐足許久。在這裡，羅馬尼亞藝術家Dan Perjovschi以他的〈Horizantal Newspaper〉系列塗鴉佔據廣場地面。藝術家以簡單線條與幽默文字遊戲，一幀幀地堆疊對當前時事、藝術實踐、展演的反思。其中一幀塗鴉讓我駐足許久：白色方格畫面的右半邊，由上至下排列著幾個以「re」開頭的單字：RESIST、REUSE、REPURPOSE、RECLAIM、RESTORE、RECYCLE、REMEMBER。(註6) 左邊畫著一位觀者，站在忙碌的創作者旁，手指作品：「Is this interactive?」「Yes. I draw. You understand. 」如果說文件展解放了中心化的策展形式與資源分配系統，並解放了定型的參展模式，那在這場實驗中，尚待被思辨的似乎是藝術社群對觀眾位置與參與的想像框架，以及這個框架可以如何在這樣大型的事件裡被顛覆。這畢竟是文件展版本的lumbung，在超級事件裡被協商的共作方法。群體實踐的呈現，看起來仍像是一場場對觀眾的教學示範，在反覆出現的詞語中，喃喃關於團結，關於眾生平等，關於替代方案的必要，關於人人的聲音都該被對等的聽見。這是種「翻譯」，但似乎也只停留在翻譯。每個聲音都應該被聽到，卻也都不那麼重要。
ruangrupa在文件展反客為主的逆向操作，的確以有機且有效的方式開展了—這顯現於批判與討論的擾動，在於撞擊藝術體制後，仍在蔓延的餘波。去中心的運動仍在進行中，且難以操控結果，甚至，從展期間任何一個切面的論斷，都只標記了某個時空當下的註解。這是將去中心、群體實踐推衍至極端時的悖論，但介意如我者，仍不甘停留在此。面對這場實驗，無論從何立場，我們都是揣揣不安的參與者、見證者、書寫者與介意的閱讀者，期待被搖動的體制，終究將帶我們前去某個遠方，並願那個遠方，不只有眾聲喧嘩。